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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蒋介石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文革”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文革”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文革”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文革”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有三条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经验之一：思想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互容与批判性地吸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中国思想界出现大繁荣。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汉未儒学便陷入危机。三国两晋出现的玄学，既是中国对儒学的反叛，又是当时文化思想枯萎的表现。东汉时佛学传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活力，但随着佛学为统治者在南北朝和隋时推向独一无二的地位之后，佛学的地位便发生动摇。唐韩愈矫枉过正，提高儒学地位，结果造成熔佛、道、儒三家为一炉的宋明理学的出现。宋明理学是中华民族自东汉以来出现的佛道儒三家经过生克溶融之后出现的又一次思想飞跃。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并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达到高峰。之后中国又开始新的一轮宋明理学、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种思想在中国的生克溶融的过程，最终出现后两种思想与以宋明理学（后发展为所谓“新儒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结果便出现后来发生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和台湾地区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思想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吸收的现实。这种现实将在未来──只要它能够长期保持开放、互容和批判性地吸收的趋势──可能对远东地区的儒家思想文化圈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中国未来崛起所必需的外部文化环境。
经验之二：思想桎梏往往产生于已往的思想成就。比如“正名”是春秋时儒家提出的概念，是为社会人文物理作出的一种规范，这种概念对后世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其发展的同时，也成了社会思想发展的桎梏，以至出现“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相抗拒”（谭嗣同）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恶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曾在近代和现代史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当这两种思想文化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并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们也在这些国家形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教条。在当代中国，它们具体表现为“左”和“右”的教条。对新事物，他们不是从实践的标准，而是以“姓社还是姓资”，或以西方所谓“人权标准”（这也是一种教条）标准来衡量，结果竟使“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了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0＇然而，不管是“左”还是“右”，它们都是思想僵化的后果。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东西中容易产生僵化，吸收外来的东西时也容易产生僵化，而思想僵化带给中华民族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初期的挫折、建国后的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的“文革”及苏联九十年代初在所谓“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所引发的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都是很有力的明证。
经验之三：大凡历史处于平稳发展时期，人们的认识容易出现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地坐而论道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在政治实践上造成巨大的失误并导致民族危机；相反，每当历史进入危难之际，人们的认识就比较容易进入实事求是的轨道。春秋战国时的大战乱，出现孔子的入仕思想和墨子的求实学风；宋人空谈，导致南宋国破家亡，但这却造成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并由此产生了强调“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际的产生了“反对本本主义”思想飞跃；三十年代，中国红军刚出现好转局面，脱离中国实际为特征的王明路线又开始盛行，并由此导致中国工农红军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次危机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并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思想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五十年代经济刚有好转，中国思想界又开始出现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学风，结果造成十年“文革”大危机，这场危机又引起人们对中国实际国情的深入认识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的思想认识再次转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特征的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