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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则把这个时代推向高峰。这一时期欧洲正在走向联合，亚洲国家普遍崛起：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引人注目；8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抓住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迅速崛起；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并一跃成为地区性的大国。一时间，关于和平的乐观情绪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感染人们，并由此把已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由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引发的“间歇”现象，认定为现时代的“主题”。＇4＇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峰来把握现时代，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类认识又进入了历史的误区。
三 21世纪：战争与和平
与20…30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历史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苗头，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这点，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但与30年代的苏联不同的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在理论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来发展自身的手段，而且在实践上也积极地介入国际市场，参加与国际资本的竞争。这样，20世纪下半叶在同一个（在苏联时期是处于平行地位的两个）国际市场便出现两个政治目标对立的竞争者，一个是利用市场，发展自已，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国际上──作为国内目标的延续──就是：改变国际市场中以南北差距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并通过这种努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则力图维护以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并以此在国际市场上保证有利于资本中心国的平均利润率。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的：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内部讲话中告诫我党的高级干部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5＇在外交场合，他曾对日本朋友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是要受到限制的。”＇6＇邓小平对现时代的发展前景提出冷静的看法，他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仗短期内打不起来，“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7＇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已被时代解决并被表现出的特征来谈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征，而是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8＇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9＇的和平时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已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难道冷战没有结束？难道历史没有出现少有的缓和气氛？
我们注意到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了二战后少有的和平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大国间通力合作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诸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等问题；一些国内反政府武装也捐弃前嫌，放弃暴力手段，用和平竞选的方式参加国家管理；特别是大国间出现广泛建立跨世纪“伙伴关系”并签署类似20年代“非战公约”那样的文件的现象，更使人们对下世纪和平与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情绪。但同时我们也不会不注意到，冷战时代实际上是以苏联单方面放弃冷战手段结束的。在苏联单方面放弃了冷战手段的同时，西方大国不仅强化了冷战手段而且还扩大了冷战范围，以遏制在他们看来是有“威胁”的国家。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从西东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目前北约的触角已伸向中亚，日美间的“合作防卫”范围已涵盖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部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内的态势。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但就在克林顿访华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飞抵日本强调：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亚洲战略政策的基石”。1999年美国脚踩这块“基石”默不作声地把战略链条拉到南亚的同时，还不顾中国的反对又拉着日本在中国东大门开始布署必将涵盖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当年西方曾无视俄国的反对强行把北约东扩的事实摆在俄国面前并迫其接受，可以肯定，在布署必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西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美国前总统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限制”的意见和“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10＇关于在中国东大门布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已经提出“其实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台湾就已拥有爱国者导弹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部署多少会导致该地区不稳定问题”的强硬看法；＇11＇如果这一布署在世纪之交完成，那么，在美国及其随从国也会在他们的地缘战略“棋局”中提出“什么是中国和中国在哪里”的问题。只尊重强者；是美国外交的一贯逻辑＇12＇：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已向南斯拉夫提出这个问题，并根本不理睬俄国和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以武力强迫南斯拉夫按他们的要求回应这一问题；那么，在未来，西方会不会在自以为成熟的时机，向在中国台湾、西藏和南沙地区也以同样（即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呢？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当代，它应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的继续发生，那么，建立其上的和平时代也就接近消失。如果说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等不受国际制约的行动，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解体的开始，那么，今天南亚上空再次升起的磨菇云，则是对当代和平与发展形势及维持这一时期和平与发展形势的国际条约体系力量提出的（迄今也未受到有力约束的）严重挑战。多极化发展的时代也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以由联合国组织及为各主权国家平等发展而达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条约规范体系及为保障这些体系不受侵犯而形成的国际制约机制。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结束，同时它也意味着制约世界超级大国即美国的力量的消失。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在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授权还有一些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尊重的话，那么，到九十年代末，随着北约东扩启动和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签署，美国及其随从国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单方面地对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弱小国家任意实行军事打击。如果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得不到联合国的公正维护，那这一时期出现的主权国家间的多极化发展，也不可能正常进行。既然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都无法受到必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3＇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向往。本文在此要特别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以避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
注释
＇1＇罗荣渠：《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战略与管理，96，3
＇2＇恩格斯在1887年12月写的《波罕克〈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 引言》中说：“对于普鲁士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