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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1979年，印度采取国家对经济实行控制的办法以保持民族经济与国际资本的相对独立。这在初期对维护国家的经济政治独立地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到70年代末这种政策已严重窒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80年代印度经济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政府对公共开支进行改革。为弥补庞大的赤字，政府大量举借外债；1981—1991年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1950—1979年是3。4％），但国家也为这种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91年8月，失业人数达3000多万，外债达7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到16。7％，外汇储备降到10亿美元，仅够应付两周进口的账单。国家已到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并因此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破产的边缘。印度不得不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印度的信用危机。这种形势使得已在70年代落潮的印度民族主义再次抬头。1980年，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特点的印度人民党成立；1984年，印度人民党在人民院中只有2个席位，到1991年，也就是印度向国际资本开放的弊端在印度初露端倪之际，印度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获得119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991年，国大党推举拉奥为总理候选人。为挽救国大党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颓势，拉奥上台后，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实行市场自由化，引进竞争机制，把原来的国家管制经济转化为外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拉奥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92—1997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5。7％，1996年外汇储备到168亿美元，粮食可大量出口，印度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军事、高科技及核技术方面，印度已有了很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与80年代国际资本对印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样，到1995年，印度已为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债所困扰。1994—1995年度的财政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达5。9％，内债总额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的6。2％，需支付的利息占中央财政经常收入的53 ％。
国营企业亏损严重，失业队伍继续扩大；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城市和农村居民贫困程度加深。经济危机使人们再次对国大党推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产生疑虑，并转而支持印度人民党的民族主义纲领。1996年印度举行第十一届人民院选举，印度人民党从1991年的119席，一跃获得162席，加上盟党席位共得193席，从而获得第一组阁权。国大党随拉奥政府下台并失去昔日一党坐大的雄风。
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政治危机。从1996年始，印度政治进入“梅雨季节”：印度人民党13天的组阁失败后，印度成立以高达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10个月后，国大党撤销对联合政府的支持，试图东山再起，引起朝野哗然；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阻止印度人民党上台，国大党被迫转而支持以古杰拉尔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然而，古杰拉尔联合阵线政府仅维持了8个月，国大党又旧病复发，再次提出撤销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国内政坛上这接连不断的危机，对本已问题成堆的印度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大党不仅不给联合政府有力支持以尽快解决拉奥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还四处掣肘政府，使印度经济在连续7年以7 ％的速度发展之后，经济增长从1997年下半年始首次放慢。与印度政坛风暴并行的还有已沉重压在亚洲上空的东亚金融危机的阴云，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处于危机中的东亚各国所采取的落井下石的做法，更引起了印度各阶层对保护民族市场的强烈要求和对印度人民党鲜明的民族主义纲领的关注和支持，致使在1998年3月举行的印度第十二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度人民党选票和支持率再度飙升：它与同盟党所得席位从1997年的193席上升为250多席。印度人民党自1996年后再次以更大的实力赢得第一组阁权，这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潮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已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印度人民党近年来的迅猛崛起，正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
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国际资本向世界扩张的伴生物。国际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世界划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就把国家划分为宗主国和殖民地，把人类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国际资本在向世界扩张并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它也在破坏着受它剥削的民族的生存基础和民族特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不可免地要向国际资本开放以寻求必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这样，民族国家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国际资本的高额剥削及其对本国政治经济的破坏性的冲击。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民族国家内部便产生了强调世界性或强调民族性发展政策的不同党派。当政府在某一时期因过分强调外向型发展而导致本民族经济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遭到破坏时，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就会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应运而“升”。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映现代民族国家抵制国际资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破坏的思潮和运动，只要国际资本对民族国家的剥削本性不消除，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就不会消除。印度人民党从1984年在议会中的2席迅速发展为今天印度第一大党的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很好的说明。如果联系近几年亚洲资深政治家马哈蒂尔、李光耀等对西方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文化模式的激烈批评、对西方大国强权主义国际交往方式的强烈谴责，再看看目前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冲击下正在普遍遭受的经济政治危机，看看几年前还是虎虎生威的印度尼西亚，现在已成为内乱加剧的和不得不依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色行事的“羔羊”的现实，使人不能不预感，今天印度民族主义的崛起很可能就是70—80年代曾一度偃旗息鼓的亚洲民族主义——不管它们形式如何——复兴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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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信号
1998年5月11—13日，印度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国际舆论为之震惊并对印度违背国际潮流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就此专门致函大国首脑，为印核试验进行辩解，称：印度进行核试验是对“印度过去一些年来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核环境深感不安。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印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为这句话作了扼要的概括：“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
如果在冷战时期，瓦杰帕伊的信也算得上一种解释，那时，美苏核竞赛愈演愈烈，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被拖进美苏两霸对抗的旋涡之中，并被利用来实现霸权主义的利益。冷战结束后，在南亚大陆的安全环境日益好转的情况下，瓦杰帕伊为印度核试验所作的解释，就完全失去了事实根据。
实际上，印度面临的安全环境并不是“日益恶化”，而是日益好转。印巴关系是南亚大陆安全环境的核心。冷战期间印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1989—1994年，印巴先后进行了7次会谈。1996年，印巴两国领导人均作出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新姿态。1997年两国开展安全对话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仅在前半年两国总理会谈就举行了3次，外秘级正式会谈举行了3次，外长级会谈更多，而且获得了具体成果。双方已列出了要解决问题的清单，并达成了按问题建立联合工作小组的协议。为了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报情况，交换意见，两国建立了总理级的热线电话联系。
1997年9月和10月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的交火，就是两国总理通过热线电话迅速平息的。1998年3月在瓦杰帕伊总理就职第二天，巴总理谢里夫就致函祝贺并表示愿与瓦杰帕伊“将南亚地区带入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新阶段”。
中印改善关系的步伐明显加快。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冷战后双方意识到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1988年，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中国；1991年中国总理李鹏访印，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3年9月拉奥总理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及其他文件，双方承诺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达成从边界撤军及不用武力解决分歧的协定。这标志着中印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江泽民主席明确表达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同时强调南亚国家应搁置争议，寻求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以双边谈判解决问题。
1997年12月，在印度政局动荡、一些外国政要推迟或改变原订访印计划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如期访印，显示出中国对改善印中关系的重视。1998年4月初，印度国防部长借巴基斯坦试射导弹之事，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尽管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顾全大局，仍应邀如期访问印度，其间，双方同意作出特别努力来维护地区安全。
南亚大国关系的改善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在阿富汗，1997年底塔利班在北方攻势受挫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