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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财年相比，1998—1999财年经济增长率从4。3％下降到3。1％；工业产值从6。8％降到3。8％；出口比1998年减少11。7％；农业生产从3。8％降到0。4％；农业主要作物如棉花、蔗糖、小麦、稻谷、玉米的产量增长从8。3％降到0。6％。截止到1999年12月，巴外债已达38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以上，占政府经常性开支的56％，而巴整个税收规模只占巴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为增加税收，巴政府已将国内的各种汽油价格上调，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这迫使巴政府从商业银行的借贷增加。巴外汇储备只有14亿美元，仅够三周进口支出。1998—1999年巴预算赤字估计占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6％。因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巴的整个外贸按美元计算缩小近7％。由于国内投资减少和需求不足，国民储蓄从占GNP的14。2％已降到11。1％；外国私人投资减少50％。
（2）国防经费增加，财政包袱沉重。1998—1999财政年度预算总支出为6063亿卢比。其中经常性开支为4957亿卢比，用于发展项目的开支为1106亿卢比，用于偿还债务的开支为2756亿卢比。政府经常性开支占预算总支出的比率由上年度的83。7％降为81。8％，用于国防的开支为1450亿卢比，比上财年增加了8。4％。国防开支和用于还债的费用仍占政府经常性开支的84。8％。新国防预算可能不包括核计划开支。如再考虑到发展核武器的费用，巨大的财政支出已成为巴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3）经济振兴难见成效。1999年12月15日，巴基斯坦首席执行长官穆沙拉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巴新政府制定的经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推进私有化、降低国内借贷成本、消除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发展性开支、鼓励海外巴侨向国内汇款以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成立有效率的借贷管理制度等。他提出政府今后将主要从发展农业和中小型企业、加快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发展信息产业及软件业等领域入手，努力使巴经济尽快摆脱困境。西方金融机构以“巴恢复民选政府”作为追加对巴贷款的条件，巴现政府不可能近期满足这些条件。巴目前国内政党活跃，谢里夫领导的巴穆盟从政变所受的打击中迅速恢复，巴高院对谢里夫一案的审理一拖再拖，这一切使巴国内政治的变数进一步增大。巴国内政治不稳将严重影响外资的流入，如没有大量外来投资，巴新政府经济振兴计划无异于一纸空文。
3。在全面发展大国关系的同时，巴外交加速向伊斯兰世界倾斜
巴政府推行务实外交政策，注重发展与大国关系，但其外交向伊斯兰国家倾斜的速度近年来有所加快；由于历史积怨太深，印巴关系近期难有好转。
（1）巴美关系稳中有降。80年代，出于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需要，巴美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90年代初，美以巴坚持发展核计划为由停止了对巴的经济军事援助。1989年签定的巴购买美38架F16战斗机合同迟迟不能兑现，美巴关系一度冷淡。1998年4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森访问南亚，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核试验后为缓和国际压力，巴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表示愿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1月，谢里夫总理访美，巴向美承诺不向第三国出售敏感材料和技术，美也在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归还巴购买美F16战斗机款项问题上作出让步。美巴关系有所改善。但在1999年巴印卡吉尔冲突中美国明显偏袒印度的立场及巴政变前后美国干涉巴内政的做法，使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自从谢里夫在卡吉尔向印度单方面妥协并由此引发政府与军队不和后，谢里夫曾派其弟和后来被谢里夫宣布接替穆沙拉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三军情报局局长齐亚·乌丁到美国访问，接着美国便由国务院发出巴军方不要发动推翻民选政府政变的警告。政变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对巴基斯坦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导致当地的民主政体和宪法受到挫折感到遗憾。”美国总统同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巴政变进行了电话磋商，两位首脑会同盟国一起向巴军政府施压，并表达了使其尽早恢复宪政的立场。美国带有倾向性的表态引起巴军政权乃至国民的不满。1999年11月中旬，美国与联合国在伊斯兰堡的一些设施附近发生6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火箭爆炸。
（2）对印采取强硬立场。印巴核试验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印巴外秘级谈判虽再次启动，但双方积怨太深，难有信任。印巴两国总理决定开设穿越两国边境的公共汽车路线于1999年初开通，2月3日，印宣布瓦杰帕伊将乘公共汽车前往拉合尔与巴总理举行会谈；5日，谢里夫及陆军参谋长在克什米尔发表长篇讲话称，巴基斯坦军队已作好准备，坚决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20日，瓦杰帕伊乘车前往巴基斯坦，尽管双方签署了《拉合尔宣言》，但在实质问题上仍无进展。5月始，巴印之间发生为期两个月的卡吉尔冲突，冲突中印方还动用了战斗直升机。7月初，谢里夫在美国的压力下，从卡吉尔撤出伊斯兰武装人员，巴国内反对派为此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军方与政府的矛盾急剧上升，最终导致10月12日的军事政变。穆沙拉夫将军上台后安排以对印持强硬立场闻名的阿卜杜尔·斯塔尔为外交部长，这是向印度发出的最明确和强硬的外交信号。11月19日，穆沙拉夫在阐明其外交政策的讲话中提出“最低限度核威慑”政策；表示将在道义、政治和外交上支持印控克什米尔人的斗争，指责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认为“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是巴外交政策的基石”。次日，印度外交部对穆沙拉夫的讲话表示强烈不满。
（3）在积极推进与大国及周边国家关系的条件下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巴从长期战略利益出发，积极支持、扶持并承认亲巴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随着塔利班在阿取得接近统一全国的胜利，巴与伊朗及中亚国家的关系出现倒退；而美国也在缉拿恐怖分子嫌疑犯问题上与巴矛盾不断。为此，巴采取灵活政策，在维护塔利班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与美及周边国家改善关系。1998年11月和1999年3月，巴分别安排了乌兹别克外长和哈萨克外长在伊斯兰堡与塔利班高层代表团会谈。1999年1月，巴与到访的土库曼外长商定要为推进阿富汗和平“密切合作”。11月中旬，联合国对阿富汗开始实行禁运，但巴阿边境贸易仍未中断。同时巴也积极做塔利班的工作，让其限制美通缉的本·拉登在阿的活动，以减轻美国的压力。11月中旬，美国和联合国在伊斯兰堡的一些设施附近发生6起火箭爆炸案，巴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对这次恐怖主义暴力事件表示强烈谴责。由于担心恐怖分子对旅居巴基斯坦的美国人发动恐怖袭击，12月20日，穆沙拉夫政府已经逮捕了200多名嫌疑犯。据巴官员介绍说，大逮捕是通过对临近阿富汗地区一连串的彻夜搜索进行的，被逮捕的大多是阿富汗人。
（4）在维护中巴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巴外交加速向伊斯兰世界倾斜。巴政府一直将发展与中国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1996年，江泽民主席对巴进行成功访问，双方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初，上台不久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访问中国。1999年初，迟浩田、李鹏相继访巴，6月底谢里夫、穆沙拉夫也到中国寻求帮助。穆沙拉夫在11月19日的外交政策的讲话中仍称“与中国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
另一方面，近年来巴外交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一是加速向伊斯兰世界倾斜。1997年初谢里夫上台后，巴开始注意发展和扩大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1998年，巴核试验得到穆斯林国家的广泛支持，巴从中受到巨大鼓舞。随后巴外交在加速向伊斯兰世界倾斜的同时，也注意以“核大国”的姿态扩大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与波斯湾、中亚乃至巴尔干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继谢里夫1998年访问科威特后，巴海军于1999年初对科威特进行友好访问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3月至5月，谢里夫分别访问卡塔尔、阿塞拜疆、土耳其、文莱等伊斯兰国家。在文莱大力宣传巴根本无力顾及的“东向政策”。巴向伊斯兰世界迅速倾斜的外交政策，也得到伊斯兰国家的回应。1999年5月，巴印克什米尔冲突再起，巴立场即得到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二十六届外长会议通过两个决议：敦促印度恢复与巴对话，呼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让克什米尔人民进行全民公决以决定自己的命运。10月12日，穆沙拉夫上台后，首先从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入手。10月25日，穆沙拉夫在伊斯兰堡会见伊朗驻巴大使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穆沙拉夫对伊驻巴大使作了积极的讲话”，“伊朗了解伊巴双边关系和地区性合作的重要性”；11月7日，伊朗总统卡塔米表示，伊巴关系不会受巴国内政府改变而改变；12月8日，穆沙拉夫抵达德黑兰，开始对伊朗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向伊朗领导人介绍了巴基斯坦国内形势，并寻求伊朗对巴基斯坦新政权的支持。10月25—27日，穆沙拉夫访问沙特、阿联酋；从11月7日始，又对卡塔尔、土耳其和科威特进行访问。土耳其地震后，穆沙拉夫在国内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立即表示向土提供援助。同月19日，穆沙拉夫在发表外交政策讲话中称：“与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是巴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巴将在所有领域加强这些关系。”12月24日，穆沙拉夫就出访伊朗、土耳其及海湾国家成果向记者表示：这些国家“完全接受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表示理解和支持并保证给予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