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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中的多数，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
19 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20 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下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注释：
＇1＇＇2＇＇3＇ 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9 页，第 351 页，第 379 页。
＇4＇ 理查德·尼克松：《 1999 ：不战而胜》，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3 页。
＇5＇ 通观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 ； 不难发现邓直到 1992年在南方视察时还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至今一个也没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它看作已被解决并为时代表现出的“主题”来看待的；换言之，邓小平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而是认为“世界和平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邓小平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可提供给中国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详见拙文：《关于时代问题的跨世纪的思考》，载于《世界问题研究》 1999 年第 6 期）。
＇6＇20世纪初美国决策层已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 ； 但西奥多·罗斯福认为“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他也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参阅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 页、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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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本属中国内政，但由于它历史地与美国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就成了涉及中美关系框架中的问题。换言之，所谓“台湾问题”，正是由于美国介入，才使台湾回归祖国这一不成问题的事，成了所谓“问题”。
台湾问题发生的起点，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一下子把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神奇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人把它看作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它当时西可对抗中国大陆；北可阻抗苏联及在必要时也可钳锁日本，南可威胁南海东盟诸国并保护美国通往中东在亚太的海上运输线。1972年，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抗北方苏联的威胁，与中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继续阻挠台湾回归祖国。就这样，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苏联解体后，美台关系升温，军火买卖增大，往来官员升级，最终因1995年中旬李登辉访美及1999年李登辉公开抛出“两国论”使中美关系跌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双方矛盾焦点就在于台湾问题。这里必然要预见性地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是否会最终破裂？二是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是否能够走向独立？笔者的结论是否定的，除非中美任何一方出现极不冷静的恶性突发事件或中国内外政策出现战略性的失误。
在制定世纪之交的中美外交政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即苏联解体后，自1972年以来中美签署的重要文件已失去了原有的即美国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的政治基础，而失去政治基础的文件，无异于一纸空文。这正如二战中希特勒为进攻西方与东方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一样，当希特勒占领欧洲后，德国就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了苏德协议转而进攻苏联。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史中屡见不鲜，因而也就不必对中美关系当前的降温大惑不解，它无非是在美苏对抗化解后，美国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自1972年以来旨在加强中美联合的文件的一种形式。对此，我们也不必再期望以前曾与美国在上海联合公报基础上达成的各种协议，更不指望美国曾作过的各种承诺。我们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研究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演进轨迹，必然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史实，即在国家利益方面，中美合作大于冲突，比如在二战中太平洋战场及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中就是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指1949年以后），双方冲突大于合作，美国介入台湾海峡最初起因也是由意识形态的冲突引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邓小平成功访美，中美关系很快进入蜜月状态。但是随着中国国内意识形态主流与自由化思潮的冲突加剧，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发生的外交冲突不断升级。
研究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就不能不研究亚太四极即中美日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说，1945年以后美国在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的话，那么，1990年苏联解体后，在亚太地区能向美国说“不”的就只有日本与中国。研究日本与美国关系，其特点与中美关系正好相反，即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日本从近代史以来就与美国的亚太霸权产生强烈的冲突。二战以前，美国实际上是把北纬30度以北即中国上海以北的地区让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当日本逼近上海进而威胁位于南海的美国海上运输线时，美日之间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关系最坏的时期也是中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在目前日本从经济大国正在试图向政治军事强国转变的时候，中美战略利益合作的趋势绝对不会大幅度下降。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铁幕移至中国，但从国家利益角度观察，苏联解体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在上升，而在新的世纪中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强烈动力与经济实力。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掣肘日本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砝码。加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综合国力尚不会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因此，为了制衡日本，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至少在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仅不会排斥，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示欢迎。道理很简单：中国软弱的程度，就等于日本南下战略要道不设防地带的推进程度。美国人清楚：二战中如果中国有苏联当时的国力，就不至有珍珠港事件与几十万美国士兵的伤亡。反之，如果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导致中国衰变到无力抗衡日本的程度，那就无异于帮助日本做了在二战中想做又没做到的事，即打通日本通往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使日本这只亚太最大的资源“饿虎”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并直逼美国和西方经济的“心脏”即中东石油。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因此，只要我们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以保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这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就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之于美国，毕竟是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中美之间，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因此，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环中国地带拼凑起连锁防线，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对美国亚太战略言，只要不影响这条生命线，任亚太地覆天翻；不然，美国绝对要与威胁这条战略线路的国家决以死战。美国可以在索马里撤军，但不会在科威特撤军；美国可以容忍日本在中国上海以北制造无数起“南京大屠杀”，但绝不会让日本控制北纬30度以南的太平洋岛国。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强大势必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担心。正因此，美国在扶持中国钳制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