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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秀才先生，跟泥腿子，渔花子，光脚板的共产党混在一起，也不怕辱没先人！”他的儿子、他的女婿，都托人捎来话，讽喻他，劝导他。
但他的回答倒很简单：“将相王侯，宁有种乎？”
王纬宇口头上称呼他为前辈，背后，并不十分尊敬他，开玩笑地喊他“棺材瓤子”。因为人人都知道，老夫子的后事早给自己准备好了，有一口油漆了许多遍的柏木棺材。
“要不是那口寿材，二龙，我敢给你打赌，你的抗日民主政府，拿绳子都拴不住他。”
“你说他终究不和我们一条心，会走？”
“那是自然。”
“你放心吧，他不会离开石湖，也不会离开我们。”
“走着瞧吧！”王纬宇嘴角往下一撇，不相信地说。
于而龙耳畔响着老夫子的哀鸣，那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就在这里，就在原来的炮楼底下，就在他生命最后一刻说出来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多么语重心长呀！
现在，经过了三十年以后，石湖支队的队长才陡然间领悟到，这位老夫子的遗言，是在对他进行一种同志式的告诫，正如伏契克那句“要警惕呀”的名言一样，希望通过那茫茫湖水，传送到他游击队领导人的耳朵里。
——老夫子，站在你被处决的这块地方，我体会到了，你把你的思想，你的看法，同时，还把你的忠诚，你的关切，甚至你的焦虑，你的希望，都凝聚在这句话里面了。这是一句有分量的话，你以死亡前最后一口气时说出来，更加重了它。然而，三十年来，我并没有牢牢记住；可现在，连生活现实也在提醒我，确实存在着那种“类狼人”，或者是人化了的狼，他们是以吃人为生的。
王经宇就在这里警告所有追随石湖支队的渔民、船民，谁要是不服从党国的命令，敢同共产党来往，就是被他们抓住的六个人的下场。
他下令当场枪毙了那六名党的基本群众，第六颗脑袋，就是至死也和党一心一意的郑老先生。
当时，那五个人都倒在血泊里了，王经宇站起来，喝了一声：“住手！”让人把老秀才带上来。
行刑队刚要端起的枪，只得放下。
他嘴角紧抠着，盯着郑老夫子，慢悠悠地问：“老东西，看见了吧！现在是一步即生，一步即死，前脚是阴，后脚是阳的最后机会，你要三思而行，回头还是来得及的。”
刚强的老秀才颤巍巍地回答：“ 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六岁了，相当知足了。”
“你和他们不一样！”王经宇指着那些倒在湖边，血流遍地的尸体说：“他们是渔花子，是泥腿子，是愚民，是蠢材；而你有功名、有学问、有地位、有家产，怎么能和他们为伍，就是去阴间路上，也不该与他们同行！”
他仰望着蓝天，长叹了一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他们在一块同生共死，那是理所应当的。”
王经宇大声吼了起来：“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老货，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
老夫子沉静地反问：“你又给了我什么好处呢，大先生？”
白眼狼勃然大怒：“好吧，那我就给你一点好处，成全你，让你跟他们一块走！”
“谢谢——”
老秀才转回身去，站在那五位已经倒下的烈士中间，望着眼前一片茫茫的碧水，似乎是自语，又似乎是向石湖倾诉：“ 记住吧，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哪！”
这位和石湖，和石湖上的人民，和石湖的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永远站在一起的郑老夫子，昂起脑袋，背抄着手，动也不动，只有凄冷的风，吹动着他那长衫的衣襟，王经宇把手一挥，他便成了那次屠杀的第六个牺牲者。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他们自身的特点，于而龙记得他的至友、那位廖总工程师曾经剖析过，还用了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唉！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像俗话讲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样，热恋着这块土地啊！”
那是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时的事情了，于而龙接着问廖思源：“所以一九五二年，你想方设法要回祖国来——”
他承认：“没有办法，我像得了病似的想念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所以，现在这样折腾你，你也并不想去你女儿那里。”
他沉吟了一句：“故土难离啊……”
“我看你还是走吧！既然你女儿来了信，也许我不该这样怂恿你——”于而龙那时态度是明朗的，他赞成这位老夫子离开苦海，要不然，他会走上他老伴的路，死在那种无端的恐惧之中。
“不——”那时，廖思源是坚决不走的。
他俩因为臭名昭著，罪行严重，被隔离在工厂大仓库后边，一间九平方米的优待室里。当时，这种叫做牛棚的民办监狱，是无边专政的产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多少，现在神仙也统计不出了。所以后来法家红了一阵，滥觞恐怕自此起始的。仓库的大墙后边，人迹罕至，大白天，黄鼬都敢在草丛中出没。起先，这些胆怯的小动物，看见他们俩一会儿被彪形大汉押走，一会儿浑身像散了架地被拖回来，都吓得躲在洞穴里不露头。但是时间长了，它们发现这两个人并无伤害别人之心，而别人却是可以随便伤害得他们。
小动物恐怕也有些奇怪：“ 你们干嘛不敢反咬一口？”于是它们胆子大了，公然在这两个被折腾得连翻身都困难的“ 囚犯”眼前，蹿来蹿去，毫无恐惧之意，但恐惧症却压倒了廖总工程师。
“你还是申请出国，到你女儿那里去吧！”
他连一丝走的念头都不抱，倒反转来劝于而龙：“ 我认为你还是认真写份检查，搪塞一下，可以少受好多苦，放下你那种殉道者的自尊心吧！”他指着于而龙手里那本牛津版的《英语初阶》：“ 学那劳什子还有啥用？”
“我花钱也请不来的私人教师啊！老廖，精通三国语言的小狄，夸你的英语口音是标准的牛津腔调，虽然书面气味浓点，但很有绅士风度，她认为适合我学。”
“我越看你越怪，什么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学英语，知识即罪恶，明白吗？要不是你懂俄语，人家哪会批你的修正主义？要不是你看那些外国著作，而且动不动就引用，小将们也就不能打你个崇洋媚外了。”
“照你说，白痴最安全了。不，老廖，那对我来讲，还不如死去好呢！我认识一位老同志，解放前搞城市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判了五年，坐在牢房里。感谢马克思，也不知以前哪位难友，留下一本列宁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别的难友都不感到兴趣，他整整啃了五年。老兄，你现在要去听听他的关于经济危机的报告，保管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政治课教员讲得精彩。给我讲讲被动语态吧，别惦着晚上的批斗会啦！”
他叹息着：“我实在没心思啊……”
“我弄不明白英语的被动语态和俄语的语法习惯有何不同？你是学过亨雷的《比较语言学》的，给我讲透彻些，被动语态在科技书籍里经常出现，我要搞通它。”
“搞通它到英国去读伊顿公学、哈罗公学？”老头子一脸苦笑。“不是那年纪了！”
“我才五十多岁，老廖，你也刚六十出头，怎么，今日悟道，明天就死么？亏你白有那么多学问了。”
“好好，我给你讲，被动语态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亨雷教授认为：每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总是会……”他讲着讲着又想起来：“老于，我们已经在一分厂、九分厂、一零一车间作了检查，接受了批判斗争。今天是锻压中心，哦，那些个哥儿们的手劲可是挺大的，敢扭断咱们脖子，真要命咧……”
“嗳，老廖，动词改为过去时态加上be，可是我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你最好去请教萨克雷、狄更斯、笛福，或者萧伯纳去吧！哦，还有个四分厂，转业兵多；对啦，铸造中心的关不好过，那些模型工，翻砂工的火气可不小。”他转回来问捧着《英语初阶》的于而龙：“老于，咱们还有几处没有磕过头？”
于而龙见他掰着指头计数：“你不在算？”
“糟，搞乱了，重新算，一分厂、九分厂、一零一车间……”每提到一处，两个人心里就一咯噔，望着那些藐视他们的黄鼬，想着当初设计工厂时，厂区惟恐不大，车间惟恐不多，两个人有着无可名状的悲哀和悔恨。《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一个财主在地狱里，被狱卒灌着他生平暴敛钱财所熔化的铜汁。蒲松龄叹息着，生前惟恐其少，此时深恨其多，但那是自私贪婪的报应。“ 可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动力学家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
廖思源怎么也算不清，尽管那是道最简单不过的加减题，关键就是恐惧，他并不羞于承认，连自杀都打算过的，还在乎这点丑么？“……是这样，当时我得了一种恐惧症，老伴大概也是如此，她顶不住，就先我而去了……”
也许总工程师最使于而龙喜欢的性格，就是坦率。
但是，到了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他却走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终究是要和符合历史总趋势的大多数站在一起，并且生死与共的。
甚至在那架载有廖思源的波音飞机，离开跑道，腾空而起的时候，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影像，在于而龙脑海里同时交叉出现。一个飞到外国去了，一个留在了石湖，都是和党有过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差异？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吧？但是，他还是向那愈来愈小的机影说：“廖总，你无论如何不该走的呀！”
郑老夫子却是死也不曾离开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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