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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平哪能忘记游击队长说一不二的性格，况且他有求于这个快上台的人物，当风向刮得有利于这位一蹶不振的人物时，就不宜太拂逆了。他回头嘱咐司机改道驶往柳墩，然后说：“白打了保票啦！”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纬宇叔前些日子就来了电话，要我把你照料好，我还说，请谢医生尽管放心，我们县委的谜园招待所，还是住过高级首长的。”
于而龙不由得一怔，他可真关心哪，这个王纬宇！
“纬宇叔再三讲，支队长这回回乡，一定要吃好玩好休息好，那成什么问题，我拍胸脯给纬宇叔作了保证……”
一口一声纬宇叔，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和刺耳啊！
啊，于而龙突然间发现，眼前胖胖的县委副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瘦瘦的支队事务长了，这大约还是民主抗日政权刚刚在石湖建立起来的时候。
游击队长正火冒三丈，厉声训斥着站在他面前的事务长，大吵大嚷要关他的禁闭。
那是石湖支队相当鼎盛的时期，三王庄成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大久保轻易不敢来骚扰了；湖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大牌子，高高地挂在那芦花曾经悬梁上吊的大门口，着实威武。再也比不上看着自己亲手打出来的江山，更觉得自豪和骄傲的了。在敌人心腹地带建立一小块根据地，尽管是巴掌大那么一块，也是不容易，经过好几次反复易手，才巩固了下来。
“你以为还是在家当老百姓，在县城念你的高中，可以随随便便，吊儿郎当吗？咱们是革命队伍，不是麻皮阿六那帮土匪，执行上级命令，不许打折扣，尤其不准许自作主张。”
莫名其妙的王惠平一声不吭地站着，对付发脾气的支队长，最妙的办法，莫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起初以为支队长找他，又要查问粮秣数字，心里本来就揣着个兔子，先就有点胆怯；劈头一阵闷棍，打得他蒙头转向。他左思右想，虽然找不到什么有漏洞的环节，但他仍旧忐忑，支队长是决不会放空炮的。
“说话呀！为什么不开腔啦！”
他继续保持沉默，支队长的口气已经由责骂到讽刺，这就表明，阵头雨快过去了，很快就要出太阳，心平气和下来，一场磨难该结束了。
“用不着装出孬包样子，一副可怜相。呸！还掉金豆，快别现世啦！你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我算看透。”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新名词的癖好，一有机会就搬用。于而龙朝高门楼啐了一口：“我不是八十岁的老奶奶，又聋又瞎，你当我把话说过去，就扔脑勺后边忘了？告诉你，知识分子，支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他猛地喊了声：“王惠平——”
“有！”他吓一跳，赶快答应着。
“听我口令！”
“是！”他赶紧按《步兵操典》的要求立正等待着。
于而龙连续发令，让他做着稍息、立正；立正、稍息的动作，王惠平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单独对他进行操练。最后，喊了一声稍息，继续教训：“看明白没有？有的命令是不一定写在纸上的，你敢马马虎虎不执行吗？”说罢，他笑了，这个怪人啊……
王惠平以为雨过天晴，那笑声表明了这一点，便斗胆地冒出一句辩白的话，谁知他又在点燃了炮仗捻子。“支队长，我不清楚犯下啥根本性的错误？”
于而龙差点没气炸了肺，说了个口吐鲜血，直当苋菜水，不清楚吗？我会让你清楚的，啪，他把屋里那一小口袋山芋干，扔到他脚下。“背着它到禁闭室去，好好清楚清楚去！”
一会儿，通讯员长生回来向他反映：“报告支队长！”
于而龙还在盛怒之中：“什么事？”
那时候人们并不那么唯唯诺诺，长生站直了回答：“支队长，你大概冤屈了事务长！”
“滚蛋——”
“是。”
于而龙就是这样：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特别觉察到错怪别人的时候，他会马上赔礼道歉；所以挨训者还耿耿于怀，他倒跑过来，向你敬礼，向你认错，拍拍你的肩膀，说不定开个玩笑，刚才他下的那阵鸡蛋大的冰雹，早化得无影无踪。
“回来！”他叫住通讯员：“那个知识分子鼻涕虫说些啥？记住，不许犯右倾——”
“事务长说他拿大秤约了再约，斤两不会错的。”
那年石湖闹灾，群众生活较苦，上级从滨海地区调运一批山芋干来帮助度荒，区委定了个框框，于而龙给王惠平挨个一说，交给他去办。
王惠平在禁闭室里枯坐着，没想到于而龙站在门口，那时作兴自觉关紧闭，连个警卫都不设。
于而龙问：“你约了再约？”
“是的！”他绝对有把握地回答。
“你再说一遍！”
“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上来了，他不敢坚信自己。
“家家户户都按我说的如数发了？”
“哦！”王惠平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支队长的火气从何而来，他以毫无挑剔的立正姿态，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回答：“就是那个秀才委员的救济粮没如数发给他。”
“为什么吗？”于而龙冲禁闭室吼。
他有所恃地回答：“按照现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性来分析，他算不得革命的基本群众，而抗日之主要力量——”
“这是你的话吗？”
“不是。”
“谁讲的？”
“纬宇叔。”
“什么纬宇叔！”
“副队长。”他连忙改口。
“什么副队长？”那时，王纬宇由于作战勇敢，调到毗邻的滨海支队去了，已经不担任石湖支队的职务。
王惠平嗫嚅地说：“纬宇同志讲，山芋干是他们通过封锁线支援咱们的，居然去接济满清秀才，封建余孽，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
于而龙压住火：“既然如此，干脆取消多好，为啥还送半口袋去，犯一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呢？”
“那不是老夫子，谁知是真是假，眼下还站在统一战线里吗！”
“这个混蛋，又来他那一套可怕的‘革命’性了……”于而龙在肚子里暗自骂那个王纬宇。而且诧异一个被芦花从城里动员到支队来的青年，怎么能那样信服王纬宇，支队长的命令可以减半执行，一个调走的纬宇叔，他的话倒当做圣旨，实在难以理解。
要不是那位老夫子求人将救济粮捎回来，刚才那场雷阵雨，也落不到王惠平头上了。其实，那位秀才委员并不是嫌不足数才退回的，而是他不愿给抗日民主政府增加负担，他托来人捎话：“我身为委员，理当体念时艰，心意老朽领受了，粮食还是先尽那些嗷嗷待哺的老百姓吧！”
他那时基本上无人侍养了，儿子跑到大后方国统区的重庆去了，女婿投靠了南京汪伪政府，好几次来接他，他不去：“道不同，乘桴飘于海，俗话讲：桥归桥，路归路，我要跟这些赤脚大仙在石湖待下去。”
早先时候，他的少爷和姑爷，媳妇和女儿一齐劝他离开石湖：
“老爷子，别犯糊涂，这里眼看要成共产党的天下，泥杆子要坐江山啦！”
别看他是个入过闱，应过试的秀才，思想却并未停留在满清，倒是个新派人物：“我一没剿共，得罪了人家，二没家产，怕他们共产，我是皇帝、军阀、委员长三朝都过来的人啦！倒要亲眼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气候。”
像这样一位编过县志的耆宿，活着有功名的遗老，四州八县都闻名的板桥先生的后裔，自然，无论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想把这有点号召力的名望之士抢在手，以壮门面。汪记伪县长在城里望海楼摆下筵席，派汽艇专程到闸口接他就任顾问，他给辞退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拿着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片子，聘他去作参事，抬着轿子来请，他给谢绝了。可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邀他代表三三制的一个方面，老先生连半点推托的话都不曾说，慨然允诺，而且对芦花说：“别看你给我腿上一枪，我还是拥护你们赤脚大仙！”
对这样有民族气节，靠书画为生，过着清寒岁月的老人，拨给一点救济粮，竟会犯下右的错误么？于而龙问护粮来的王纬宇：
“是不是调门唱得越高，就越革命啊？”
“老兄，不是调门的问题，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阶级斗争。
老夫子是什么人？咱们应该有清醒的估计。可惜你读不了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他手往下一按，嘴角又抠得深深的：“告诉你吧，阶级斗争是铁和血的结晶。”
说来惭愧，游击队长那时很少什么学问，字也识不得两箩筐，他说：“我不懂你的铁流铜流，也不明白你的尿啦屎啦，我只晓得老秀才拥护咱们共产党的主张。”
王纬宇放肆地大笑：“他拥护他那漆了不知多少遍的棺材，假如不是那寿器赘着，早三年，就离开石湖；现在不是在重庆，也在南京当老太爷，不会有工夫来巴结你，讨你的好，把你的于二龙改成于而龙了。”
于而龙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手，不去扇他的耳刮子，这张臭嘴，像墨斗鱼似的，把什么都搅了个昏天黑地。只见这个“纬宇叔”，在那墨黑墨黑的烟雾里，时而张牙舞爪飘游到上层来，时而钳首缩尾地深潜到水底，影影绰绰可以看见，但是捉摸不到，于是游击队长大喝一声：“你不要躲躲藏藏了，出来吧！”
他果真出来了，而且乐呵呵，似乎是从艇尖湖水里爬上来，印在了他脑海里记忆的屏幕上。
游击队长觉得应该把话说得更透些。
“咱们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人，至少残留一点最后的觉悟吧？如果到了今天这步光景，还昧着心去把假当真，把丑当美，把恶当善，那么，老兄——”
王纬宇摇摇头，不以为然：“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不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真，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如果需要，可能看做假，相反，同样也是需要的话，假会变作真。真理和需要是姻兄姻弟，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