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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诵的事，大多是信访举报、邻里争端等司空见惯的“小问题”，但因为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他不遗余力努力解决，反映了共产党人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惜付出的精神，从而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树立了干部的楷模。中纪委2003年12月向全党发出了学习本书主人公的决定。本作品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诸多奖项。
何建明，苏州人。在部队工作十五年。后转业到北京某中央机关报社当记者、编辑；1992年起任文学杂志主编。1996年调中国作家协会至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副主编、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环境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研究生。
序：迟了１３年的葬礼，留下多少悲伤与深思……
第一章 窑洞内有垛回音壁
第二章 被践踏的“草帽”必须恢复尊严
第三章 命根子的事怎能漠视！
第四章 寸土必争是本色
第五章 将心比心才是真
第六章 干裂的心田需要滋润
结束语：生活没有尾声
序：迟了１３年的葬礼，留下多少悲伤与深思……
２００２年的“五一”假期里，当城市里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带着欢笑，忙碌着去那些风光名胜之地旅游的时候，本文的主人公——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告诉我，他必须去处理一件“特殊事件”，而且这事“不能再拖了，每拖一天我的心就发揪。”他用这词形容内心的急切与愤慨。
关于他说的“特殊事件”，我在第一次到山西运城时他就说过，当时我觉得这事是横在这位先进纪检干部面前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出于“宣传”需要，我曾暗示他：你即使不用处理这样的事照样是个响当当的先进人物，如果这事处理不好或者处理成“夹生饭”，你不是把自己弄到很被动的地步嘛？但梁雨润摇摇头，他异常沉重地对我说：如果不能把这样的事处理好，我以前纵然有中条山（当地的名山）一样高大的“先进”牌牌，也等于零。
为这事，我们曾经为“还能不能”使写他的这篇作品问世而争执过。
“相比畅春英一家十几年来经受的打击和遭遇，我们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是否宣传自己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和没有多少可比性了。真的，不瞒你何作家，我曾暗想过，如果像畅春英家出的那种事，已经到了我的手上再解决不了，我宁愿舍官回家跟着老父亲管苹果园去，因为我觉得比起畅春英这样的老百姓他们受的冤屈，我们当不当官，能不能升职，似乎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了。如果说当官还能解决好像畅春英家这样的老大难问题，那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官没有白当……”梁雨润说上面这段话时显得很激动。
我为前途无量的他捏了一把冷汗。从第一次接受中纪委有关部门的邀请采访梁雨润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一直担心着他处理畅春英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
这件事处理起来实在太难，因为难在我们常人无法想像得出世上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对农民夫妇，当活生生的儿子被杀害后，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判决而将死去的儿子装入棺材放在家里整整１３年，家贫的夫妇两人到处上访告状。期间，丈夫不堪悲哀与经济负担，重病缠身，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中年。身为母亲和妻子的一位农家妇女，身怀海一样深的悲愤，又将丈夫装入棺材，放在自己的床头，然后倾家荡产，挥泪出门，再度走上上访遥途……
梁雨润与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农家妇女的相遇是在市纪委信访室。
那天正值上班时分，纪委有人匆匆地跑过来告诉梁雨润，说有位农妇举着“冤冤冤”三个大字的牌子在信访室要求见你梁书记。
“咋一定要见我嘛？”梁雨润顺口问了一声。
“咱运城这一带谁不知道你是专为群众办事的‘百姓书记’嘛！”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梁雨润与单位的同事开了一句玩笑，立即从原本上办公大楼的方向转了个弯。
进了信访室，他一眼就看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坐在长椅上。
“大娘，你要见的梁书记来啦，有话你可以跟他说。”信访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位农妇说。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大娘一听这话，全身立即像触电似的一阵颤动，随后她抬起头，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望着站在跟前的梁雨润，眼泪顿时如雨而下……
“你就是梁……梁书记？”
“是，大娘，我是梁雨润。”当看清对方容貌时，梁雨润的心猛然一颤：又是位坠入苦难深渊的老太太！凭着职业的敏感，梁雨润知道，这位脸上布满沧桑和迟钝表情，满头凌乱白发的老太太，心里一定有诉不完的冤情。
“大娘，您坐到我这边来，慢慢跟我说说您的事，啊，慢慢说，我们会想法帮您解决的。”梁雨润起身将畅春英扶到自己的座位旁边，然后轻声询问：“大娘您今年高寿？”
“我？高寿？”老太太自言自语地看着梁雨润，又看看屋里的其他人。
“梁书记问你多大年龄。”有人对她说。
这回畅春英明白了。她向梁雨润伸了伸右手，再伸了伸右手，又举起左手的四个指头。
“您才５９岁呀？！”梁雨润惊愕不已。他转头用目光询问信访室的同志。
“没错，她比我小两岁，１９４２年１月生的。”有位老汉长叹一声，道：“她可是个苦命人，都是愁老的啊……”
“大娘，你说说吧，我会尽力关照您的事。”梁雨润的心头顿时堵得慌。
“梁书记——”突然，畅春英“扑通”跪倒在梁雨润的面前，一声撕人心肺的惨烈呼喊之后，便不省人事……
“快快，快把老大娘扶起来！”梁雨润大惊，立即命令纪委信访室的同事：“马上叫医生过来抢救！”
“快快……”信访室内的人顿时乱成一团。还好，正当大家手忙脚乱时，畅春英大娘苏醒了过来。而她做出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紧紧拉住梁雨润的手，不再放开。那抖动着的嘴唇，竟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梁雨润的手上，令他感觉透心的寒冷……
畅春英是运城河津市小梁乡胡家堡村的农民，她的儿子姚成孝是个退伍军人。１９８９年的一天，姚成孝骑自行车回家，在村口的路上，碰上了迎面过来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因为路不宽，村支书的儿子说姚成孝的自行车撞了他们，于是三人就发生口角。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由于这个村打文革起就派性严重，村里的家族势力十分猖獗，不同道不同族的村民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遇事互不相让。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这回撞的是村支部书记的两位大公子，对方当然就不干了，又仗着平日老子在村上当“一把手”的威势，便冲孤身一人的姚成孝动起手来。姚成孝觉得自己连车子都没挂一下对方的衣衫，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呀？这一方非要赢回威风，另一方又不甘吃亏，你打我回，几招过后，村书记的两个儿子一前一后，一上一下，趁姚成孝不备之时，拿起刀子连捅姚成孝两刀，姚成孝当时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后被村上路过的人看到，急送医院，可由于流血过多，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好端端的儿子，全家的顶梁柱在倾刻间悲惨离去，身为母亲的畅春英和姚成孝的父亲姚志忠悲痛欲绝。更令他们难解心头之愤的是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只被法院判了故意伤害致死人命罪，主犯只判１２年，从犯３年。
杀人偿命的道理，畅春英和丈夫这对农民夫妇还懂，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死得惨，死得冤，法院判杀人犯判得太轻，所以不服。为了使惨遭杀害的儿子能在九泉之下合上眼，畅春英和丈夫将死去的儿子一直没有下葬，棺材放在儿子活着的时候住的那间房子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能还他们一个心服口服的判决。为这事，老两口便开始上县城，跑运城，奔太原上访申冤。光北京就去过４次，连天安门派出所的民警都熟悉畅春英夫妇了。
这不，第一次上北京的畅春英和老伴不知怎么个向政府申诉自己的冤情，便走到新华门那儿，见解放军战士在那儿站着岗不让进中南海，就掏出孝服穿上，然后披麻戴纱地在新华门口长跪不起。老两口还没有来得及哭喊几声，便被便衣警察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同志了解实情后，并没有难为这对山西农民，但告诉他们北京是国家的首都，特别是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办公地方，要想解决问题还得一级一级的来处理。后来山西方面来人将他们接回了原籍。
人死了不埋会很快腐烂发臭的，再说虽然没有“鬼”一说，可毕竟死人不入土，邻居和周围的人受不了呀！特别是一到夏天，那从棺材里发出的臭气，直熏得方圆十几里路都能闻得见。姚家从此成了谁也不待见的“死人户”，白天村上的小孩子们绕过姚家上学，晚上连成人们都不敢出门串亲访友，怕姚家的棺材里钻出一个“鬼”来喊冤。失儿离众的畅春英和老伴越发感到悲哀，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只有在儿子的棺材面前向鬼魂哭诉人间冤情。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伴着阵阵夜风，飘荡在四周的村野上空，更令乡里乡外的村民们毛骨悚然，长嘘短叹。
畅春英的老伴姚志忠是个农村教师，他知情知理，可同样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老两口你携我扶着又一次次地往县上、市里、省城甚至北京城里跑，成了天安门派出所的常客。他们手中拿到的领导“批示”有厚厚的一叠，但“批示”后面的下文就没有了。畅春英和老伴不相信天下无说理之处，他们年复一年地跑啊跑，而长眠在棺材内的儿子的尸体，也由腐烂变干巴了，直到最后像被神灵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