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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在不断进步的现实时期，始终做到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她就不可能完成历史使命，而有一天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一夜之间被人民的多数所抛弃。这样深刻的教训时时提醒着我们。
夏县区区几十平方公里面积，几十万人口，但在梁雨润上任纪委书记之后，因为惩治两起司法腐败案，一时间，用群众的话说“夏县终于能见一片青天了”。于是上上下下的人民群众纷纷向纪委等单位投诉报案，短短时间内，列入县纪委和政法委的大案重案竟然多达１００多起！
啥叫重案大案？这在司法中是有充分解释的。就是那些人命关天，久拖不决，积怨巨大的案件。区区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可以列出如此之多的案件，这让我不得不信那里的老百姓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夏县无青天”——此话虽然说得严重了些，但对那些深蒙冤屈的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比喻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共产党的天下怎么可能没有青天？梁雨润上任这里的纪委书记后，当听说群众有这样的言论时就坚决不信。然而信和不信靠什么来论证？只有让事实来说话。这一点也正是梁雨润心中坚定的一种观点。
从胡正来的３００多次上访案到史英俊苹果案的解决，一批多年来称霸夏县一方天地的执法人员纷纷落马，使以往百姓有冤无处伸，有屈无处诉的局面一下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夏县有青天”，“梁书记能办事”的消息不胫而走。昔日几乎每天都有人喊屈叫冤的县委大门口，如今更是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成群结队的上访和告状的人。
“这还了得，县委机关还上不上班了？”
“就梁雨润他一个人逞能呀？我们在这块地盘干了几十年反倒都成了别人的出气包了？”
干部们的埋怨在情理之中。但是也有人借机将私愤一起泼向梁雨润，道理非常简单，由梁雨润引燃的火快要烧到他们身上——那些有问题的人感到了屁股底下的宝座在发烫，因此一起在暗里使劲点着阴火，企图将梁雨润他们的办案人逼得退缩。
但他们想错了。当梁雨润看到自己仅仅惩治了两起腐败案，全县的百姓就如此信任，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反映问题，举报案情，而且涉及的几乎都是某些权力机关不办事，办错事，一些干部尤其是身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们鱼肉百姓，对其疾苦和生命财产，不问不闻甚至丧心病狂侵犯之案。
“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就是为百姓办事，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来县委找我们，不是什么坏事，是信任我们。要我看，找的人越多，越是说明他们真正开始信任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不管？怎么可以漠然呢？所以我认为，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我们在调查核实之后，对那些凡是够得上立案的问题要坚决彻底地查处。因此我建议：结合夏县的情况，应采取特殊的措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对腐败整治党风的‘双百会战’，即用一百天时间侦破和解决一百个人民群众亟待盼望解决的信访案件和久拖未了的积案，还夏县一个阳光温暖的青天给广大百姓！”
“同意梁雨润同志的意见，县委应全力支持这样的行动。”县委常委会上，全体人员都举起了双手。
县委常委的这一举手，接来的事可把梁雨润忙惨了。然而忙还毕竟是第二位的事，更让他内心暗暗打颤的是，一些在老百姓眼里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事，当反映到我们的某些领导和干部那儿后完全没有被当作一回事，或者轻描淡写地应付几下甩到了一边，结果问题越拖越赘，最后让群众哭天不应，叫地不灵，轻者骂娘，重者砸党政机关大门。当有人看到群众真的砸党政机关大门时，他们出口就骂是“刁民造反”。君不知，一向温和谦让的平民，为何在你那里要起来“造反”呢？
有道是官逼民反。其实官不公，官不正，官不办事，民确实是要反的。
梁雨润处理的下面两起民事案颇为典型。这位“百姓书记”因为懂得上面这个理，所以经他之手，两起分别拖了１８年和３２年的上访案也就迎刃而解，被在晋南大地传为美谈。
第三章 命根子的事怎能漠视！
作者：何建明
什么问题让农民最忧心？什么事对农民来说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没在农村呆过，没有干过农村工作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农民做梦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推行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满足农民们对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使几乎贫困到边缘的中国八亿农民重新获得了解放，并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们中国的社会，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科技战线，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土地意识与经营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这不单是一种封建意识，把这样的土地意识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是狭隘的。中国人的土地意识是这个农业大国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跟着整个世界的步伐全面实现了现代文明，也无法抹去我们对土地深厚和浓烈的感情。
过去在农村我听父辈们讲过许多很有意思的事：说有一个农民，祖辈三代一直给别人当佃农，后来到第四辈时，这户人家积存了几十块银洋，那时蒋石介的统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产党，就在逃离大陆时很便宜地将土地卖给了佃农。这家佃农趁此机会买了４０多亩地。当祖辈四代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干活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４０亩地靠全家几个劳力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农就找到这家户主，说过去我们都是佃户，现在你家有田了，可以当地主了，我们租你们几亩地种种如何？这户人家说不用，说我们自己能种。可到他们买回这４０亩土地整一周年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大江，江南一带全解放了。之后紧接着便是土改，划成份。按照当时政策规定，４０亩土地可以评为一户富农了。负责划成份的乡干部过去与这户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农，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说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买的这４０多亩地也是血汗钱换来的，不易啊。可现在社会变了，按政策规定你家这么多地就该是“地富反坏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见到你们一家划进阶级敌人的那一边。怎么办，最好还是你们主动把土地退了，那个地主老财家不是还有个老家伙没到台湾去嘛！你们把地一还，啥事就都没啦，与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这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后还是决定不将地退给地主家，说啥都可以不要，但这地已经是我们家的了，就不能丢掉，就是扣一顶富农帽子也不在乎。就这么着，这一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作马的劳动者，在土地改革后，不仅全家的４０多亩地归公了，而且从此戴了３０多年“阶级敌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没有一个读完初中。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我笔下的人物。他是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与鲁迅先生等人一起笔伐蒋介石的人。抗日战争开始，他以开明地主的身份，为共产党新四军出过大力，那出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本应该也有他的身影：因为当年这批驻在沙家浜的新四军和主力部队里许多枪支弹药都是经他之手弄到的。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又一次变卖自己祖上留下的地，为新四军筹枪筹粮筹药。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把上千亩祖上留下的地一块块变卖成共产党队伍的军用物资，最后到土改时，他仅剩下了１００多亩地。可就这１００多亩地，使这位革命功臣的后半辈子蒙受了奇天大耻，直到他８３岁时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阶级敌人帽子。这么一位过去只会靠笔杆子革命的红色书呆子，却因为土地的缘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躯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里当了５０年农民。去年我回老家时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后人对我特别友好，因为我是第一个著文为这个革命功臣平反，并且使他的传奇事迹见于报端，广为传颂的人。
土地对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归了国家所有。农民拥有的便仅是那块生活的宅基地。
而由于大片的土地不再属于自己，农民们便视自己的宅地是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国。农民对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对国家领土的重视程度。
在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面前，你无论怎么的辱骂和嘲讽他，他可能只朝你瞪一眼，或者干脆就躲得你远远的。可假如你说尽好话，又悄悄想霸占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你斗争，甚至付出生命也绝不会吝惜。
这就是中国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但有人偏偏对这样的神圣视而不见，并粗暴地践踏。梁雨润接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村干部没能妥善处理好农民宅基问题，结果使那位农民上访长达１８年，与村干部积怨甚深。
这个农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爱仙。他们是夏县裴介镇朱吕村人。
到裴介镇朱吕村采访时，我不由想起一个典故：晋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那天梁雨润说要到一个叫裴介镇的村子去。在镇的东面，有座已经荒芜的坟墓，而坟前却树着一块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来这里便是晋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里！关于介子推这个人物，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读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介子推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