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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在梁雨润的统一安排下，一个专门办理庚银项老人举报问题的专案组出发了。经过纪委王武魁副书记为首的专案调查组三天多时间的连续调查核实，庚银项老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问题的真相大体是这样的：
庚银项是夏县庙前镇井沟村六组村民，原该生产队队长，后来生产队改为生产小组，他是该村六组组长。这是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村落，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仅是一年打不出几担粮食的土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他们更加珍视脚下的土地，坚守着祖先留给他们的每一寸良田。１９８４年，庚银项所在村民小组的王某当上了井沟村的党支部书记。作为庚银项一手培养起来的娃，庚银项打心里希望王某能当好一村掌舵人，时刻想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但王某当了支部书记后，想的不是全村百姓的事，却在盘算着如何用自己手中的权为自己多谋私利。井沟村地处中条山腹地，几个自然村非常分散，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的生活条件差异不小。庚银项老汉的六组比起村委会所在地的五组就要差得多，王某身为村支书，平时家在六组，开会则要翻过几个丘峁峁到五组那儿村委会所在地。这事一直让王某心里很别扭。客观地说，为了工作方便起见，王某有心把自己的家迁到五组并非全部是搞特权。但问题出在王某后来确实利用了特权并让农民的实际利益受到了损害。１９８７年，原五组村民的河南籍老乡迁回了黄河东边的老家，使得五组多出了２０多亩承包地。身为书记的王某见时机到了，跑到乡政府那儿先把自己全家的户口从六组转到了五组自然村。回头又找五组组长商定，把自己在六组席家坡的２４亩承包地带到五组作为“迁户之礼”。由于农民对已经属于自己承包权的土地格外看重，虽然王某是村支书，但五组村民对于他的迁居一直暗里对抗着不乐意。来一口人占一份地，就等于从别人的饭碗里抢走一口饭吃。再说席家坡的地比起五组的耕地来，肥瘦程度不可比。但念在王某是村支书和他能从六组带来２４亩耕地份上，王某迁居这事勉强办成了。可六组的村民不干了，你王某是支书，爱富不爱贫可以理解，因为你手中有权，可以往条件好的自然村迁户，但你不该带走２４亩地。按照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像王某原居住地的承包地是不能随家迁出第六组自然村的。令六组村民气不打一处来的是：王某把２４亩地擅自转让给五组后，因为五组嫌路远耕作不方便而实际上又把这些地的承包权还给了王某一家，而王某凭着他是村支书，在五组那儿他一家获得了那位迁走的河南籍村民留下的承包地，这边他又把在六组原有的２４亩地划在自己户下，并且把这２４亩地又转包给了别人。
庚银项和六组村民不干了，他们知道这是王某利用职权做了违背中央土地政策的事。于是他们就到乡里县里反映情况，以求把属于他们六组的２４亩土地要回来。庚银项告状的事让王某知道了，很生气，一句话就将庚银项的六组组长职务给撤了。
王某这么做明摆着是以权压人，罢我个人的职是小事，但以权谋私，违反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危及席家坡父老乡亲子孙后代利益是大事！庚银项在村民们的支持下，从此开始了长达８年的上访，要求政府和党组织出面纠正王某的做法。庚银项一次次走出山村，来到县上、运城市向上级反映情况，而８年间在他的那份“上诉材料”上，也写满了各级领导的“批示”，然而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像所有上级对农村的指示精神一样，真正要落实时还得找村一级干部来实施。井沟村的事王某身为村支书，他能不知道？更何况庚银项“告状”针对的正是他这个村“第一把手”。
“老子辛辛苦苦当支书，这么点事你们还要告个没完啊？”王某开始并没有当回事，但年复一年，他已经无法再“宰相肚里能撑船”了，竟然下令“你姓庚的再告状就别想回村。出了山，他庚银项爱到哪告我管不得他，但要想再回村咱就得收拾他！”
就这样，为村民争土地的庚银项老汉上访，变成了一个长年有家不敢回的“流浪汉”。原本便是一贫如洗的山民，一旦离开了山村和土地，哪有法子过日子？上访上诉，本是件耗时耗钱又耗神的苦差，而如今身为“流浪汉”的他，更是吃尽了苦头。为了省钱（其实庚银项身上根本就没有钱），他只得时常夜宿街头，像那天见梁雨润的头两天夜里睡在县委大院的屋檐下算是“好运”的了，至少不会半夜三更被那些刮地皮财的流浪汉们赶来赶去，或者敲诈勒索。令庚银项气愤至极的是一些部门的官员和办事秘书，明明知道他是一位正儿八经有事要向政府和组织反映的上访农民，却拍桌子瞪眼地硬说他是“疯老头”，让保安一次一次拉出去送到收容所……屈辱和无奈伴着庚银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曾几次从收容所逃到中条山那个自己的家，但天一亮他又不得不含泪离家，因为一旦被王某知道他这个“钉子户”回村，就会派人前来抓他。人家的理由很“充分”——据上级有关部门来函，庚银项在外面有妨碍社会治安表现，村委会根据村民治安条例进行处理。服不服？服的话就交罚款；不服？那就送乡派出所！派出所哪是好去的地方？轻则受训，重则一顿皮肉之苦——这在那些素质低下的山村小镇是常有的事。
庚银项欲诉无门，欲哭无泪。如此处境，正是“八年啦——别提它！”
梁雨润知道整个事情的调查结果后，极为震惊和气愤，立即会同县纪委和镇党委负责人，一起来到井沟村，对村支书王某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办公处理。在事实面前，对照国家相关政策和条例，王某承认了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对过去几年中对庚银项上访的处理存在个人打击报复的行为，表示立即按政策向席家坡自然村退还２４亩土地的所有权。
那天，当梁雨润把乡党委关于给王某的党内警告处分和乡政府土地经营管理站关于向井沟村第六村民组归还２４亩耕地的两份决定书附本，带给刚从山外流浪８年多归来的庚银项时，这位刚直不阿的农民老汉，跪在地上，手捧黄土，激动得泪流满面，他向在场的干部一再地表示自己再也不离开家乡，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这儿的每一寸土地建设成富足的乐园。
这样的场面并非电影镜头。它教育的也不仅仅是像王某这样的村支书，梁雨润在处理一件件农民上诉案中，同样受到极大教育。
“现阶段的农民日子并不好过，特别是像我们夏县这样地处黄土高原的贫困县农民，他们的日子更是过得艰辛。要是再有人任意侵占他们的利益，那是天地不容！”梁雨润不止一次这样发过感慨。
与庙前镇井沟村同在中条山上的祁家河乡，是夏县这个贫困县中的贫困乡。该乡距县城１３６华里，是个有名的“三边乡”（黄河边、省界边、县界边），当地有民谣这样描述祁家河，叫作“脚浴黄河水，头枕中条山，左右牵两县，夏县最边沿”，这儿的雄鸡一叫，能让三省的人听见。梁雨润的得力助手、县纪委副书记王武魁当过这儿的公社书记，我本想跟他一起上山实地看看这块“一鸡鸣三省”的穷乡僻壤，但王书记告诉我从县城到那儿来回得用三天时间，这让采访后急着返京的我不得不留下了遗憾。
这个乡在梁雨润来夏县当纪委书记前有过一件事，让县里犯了几年的难。这就是该乡西北庄村有件事让全村的农民集体上县城闹了好几回，为啥？这得从头说来：西北庄村是个严重缺水的山村，村民们祖祖辈辈吃水都是靠从几里路的地方去人背马驮。改革开放了，外面的世界一天比一天精彩，农民致富的一条又一条消息也通过电波越过中条山吹进了大山深处的西北庄村，但这里的村民们苦于缺水而无法圆自己的致富梦。在夏县，像西北庄村这样的穷村何止一两个，所以纵使西北庄村民多少年来曾经想过无数办法，想一解水源之苦，可是终无结果。１９９５年，一位从西北庄村走出去的段先生得知自己的家乡仍然生活在“滴水贵如油”的窘境中，便请求一位在另一个比较富裕的县里当人大领导的同学帮助从省有关部门要了一笔以工代赈人畜吃水款给自己的老家西北庄村——山西省计委将１７万元的一笔专款拨到了夏县计委，明确是给西北庄村用于解决那儿的人畜饮用水的。
村民们听到这消息，可谓欣喜若狂。那是他们盼了多少年才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呀！村民们把这笔钱视为脱贫致富的全部希望。他们得知喜讯后，群情振奋地自发行动起来，为赶来年春天能使庄稼和苗圃用水，全村男女老少，在寒冬季节便背起铺盖，自带干粮，上山打炮开路，干得热火朝天。有的村民则用自备资金在自己的田头宅地开始动手修建水池水窑了。然而就在村民们流血流汗苦干拼命干的一天又一天里，人人皆知的“天上掉下的馅饼”却迟迟不见落到西北庄村百姓手里，而且不知到了哪儿去。使得已经全面铺开的水渠工程不得不放慢速度，最后到了无法再开工的地步。这时村民们才慢慢清醒过来，询问村干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村支书装糊涂，村长吱吱唔唔说不清。
“这人畜可以忍一忍，再不就上几里外的地方驮点水回来喝，可地里的苗咋办？大伙知道今年可以把水管铺到村头，便都种了苗圃。你们咋骗到咱自己人的头上来啦？啊，不说清楚钱到哪儿去了，你们就别想睡囫囵觉！”村民们积怒成火，天天围着村长要他交待钱的去向，这可是他们的救命钱哪！
西北庄村村长人称“黑脸”。可他这“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