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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是胡家的人就永远不会姓胡。可是令胡正来老两口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仅仅在儿媳离家十天之后，在一个天色已黑的傍晚，几个身着制服的县法院法警，耀武扬威地跑到胡正来的土窑洞前，大声嚷嚷道：“这儿是胡正来家吗？快出来！胡正来！”
老汉胡正来还从没在自己家门口见过这么个阵势，连忙放下饭碗从土炕头迎出来。“什么事呀，警察……警察同志？”
“你们家的儿媳妇李雪梅是不是离开你们家啦？”一个法警手叉着腰，官气十足地在胡家的窑洞前边走边问道。
“是，她头十天就走了……”胡正来不明来人其意，如实说道。
“你们知道她为什么走吗？”
胡正来和老伴摇摇头。
“她是另找婆家啦！”那法警“嘿嘿”一声干笑，说：“婚姻自由，是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你们想拦也是拦不住的。”
胡正来与老伴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为好。
“虽说她人走了，但她还是你们儿子的财产继承人，所以今天我们来是为了给李雪梅执行她那份应得的财产归属权的。你们听好了，我们是县法院的，据原告李雪梅称，她的丈夫在死后你们家得到过一笔１７０００元的抚恤金。按照国家民事法规定，李雪梅是你们儿子财产的第一继承人，所以法院判那笔抚恤金应该给李雪梅。”为首的那个法警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纸团，在空中扬了扬，对胡正来说：“这是法院判决书。我们今天是来为当事人取回那笔抚恤金的。你要配合人民法院的工作，快把那笔钱交出来由我们转交给原告李雪梅，否则——”
“否则咋样？”胡正来的老伴双手颤巍巍地上前拉住法警的衣角儿，问。
“否则？当然是我们带走他！”法警指指胡正来。
“天哪，这是什么王法？你们，要带你们就带我走，带我到儿子那儿去——”胡正来的老伴“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一声撕心裂肺的“儿啊——”震得窑洞的松土瑟瑟落掉。
“不像话。既然你们是县法院的，难道不懂得执法的最基本常识吗？”就在这时，胡正来家的另一个土窑洞里走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来，他气愤地大步走到那几个法警面前大声责问道。
“你，你是谁？”为首的法警惊惶失措地问。
“我是谁并不重要。不过也没有必要对你隐瞒什么。”那中年人瞪了法警一眼，说：“我是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是市委派来驻老胡他们村的扶贫干部。顺便我想把在普法时跟你们法院的人学到的一点常识向你们‘求证’一下，那就是法院在处理案件时，最先的一步是对当事人发传票，在没有发出传票之前就进行具体的执行程序，法警先生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恐怕首先违法的是你们自己吧？”
“这——”方才还不可一世的那个法警，没想到半途会杀出这么个“程咬金”。很不服气地瞅了一眼那位扶贫的干部，叽哩咕嘟地吱唔了几声，说：“胡正来，你听着，今天算我们专程来给你发传票，不过话说在前头，当事人李雪梅要的抚恤金是早晚的事，你必须随时准备拿出来。走，回城！“
几个法警没好气地出了胡家小院，登上警车一溜烟儿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胡正来老两口打出生在中条山这块黄梁山岗起，就没有离开过土窑洞，哪见过今天这阵势。儿子为别人打工，电击死了给家里带来一笔抚恤金，照说也算给悲痛欲绝的父母双亲一点点补偿。儿子死了，儿媳妇不辞而别，丢下孤苦伶仃的老两口不说，还要拿走胡家的这么点“命根钱”。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那李雪梅跟胡正来那个死去的儿子胡宏鸽实际上没有办理正式结婚手续，只是同居了半年，后被法院判为“事实婚姻”。且不管“事实婚姻”还是正式婚姻，胡正来老两口想不通：儿子是他们生的，即使儿子娶了媳妇，可他们还没有分家，现在儿子死了，带回一笔抚恤金，总该也有当父母的一份吧？这对老实巴交的农民，虽然不懂多深奥的法理，但他们在想情理之中的事。法院怎么啦？按理说人民法院是为人民秉公办事的，可他们怎么就像专门欺压老实人似的。
老两口这一夜就没有合过眼，寻思着怎样理会法院的“传票”。全家唯一的顶梁柱倒了，却还要为死去的儿子打官司。老夫妇俩抱着儿子的遗像一直哭到天明。
他们企盼天明后太阳不要从西边出来。
这是咋的啦？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啦！
“老天咋专跟我们穷苦人过不去啊！老天爷，你倒说话呀？说话呀？”第二天，胡正来的老伴听乡信用社的人说他们存的那笔抚恤金已经被法院的人带着“手续”提走，叫了一声“老天爷你开开眼”，便再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好端端的一个人，从此变成了“疯子”，那原是花白的头发也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银白。
可怜的胡正来老汉，一边看着儿子的遗像，一边看着蓬头垢面的疯老太，心如刀割。他不明白共产党的天下咋会有衙门里的人这么不讲理，这么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可以将别人的钱随意借手中的权力拿走！
胡正来不信这天变了。他相信毛主席的两句话：“政府是人民的”，现在的天下是“共产党的”。打那天起，年近七十的胡正来老汉，开始了一次次寻求希望，“下山上访”。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每两天下山一次，先步行十几里山路，到乡政府所在地搭乘去县城的汽车。再在县城找一个又一个“衙门”。他找到县人大，人大的人告诉他应该找检察院，检察院人对他说是法院办案有错，应该找法院。那都是大门口挂着国徽的人民政府机关，胡正来老汉心怀一百个希望和信任，所以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今天人大的人下班了，他明天再来；明天检察院的人说这两天忙其它事，他就改后天再来。法院的人说你这事要改判不那么容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就说那我隔三差五来听你们的消息。总之一句话，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人家让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人家是人民政府的官员，得听人家的话。胡正来老汉一次次顶风冒雨，每次往返行程几十公里山上山下的不停地跑，有人就说你在城里又没认识人，这样的事即使跑断腿也是白搭。
胡正来不信，他说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口都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有这五个大字，我就有希望告赢这场官司。
从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６日，法院的人从信用社私自取走胡家那笔抚恤金之日起，到１９９８年的４月份，胡正来前前后后下山３００多回，每一次来回上百里路。这中间有多少个风雨交加、烈日炎炎的日子，胡正来自己也记不清。他只记得有几次为了等候法院和其它政府部门的那些“说话算数的人”，他得一清早在人家还没有进办公室就在大门口堵住他们。从山上下来再搭车到县城，就是早班车也得在八九点钟进城，花去前后的时间，再想见那些“说话算数的”头头脑脑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为这，胡正来自己说少算也有２０来次为了在第二天见到“说话算数的”那些人，自己就得在头天下午两点钟下山，走上一个小时，再搭上去县城的最后一班车。到了县城后就得寻找某个旮旯角落，露天里凑合一夜，这样好在第二天能搭上“上访早班车”。谁都知道现在没有钱是打不成官司的，即使有钱也未必能打赢官司。胡正来老汉本来家里就穷得只有一孔土窑和一个土炕，再就是一年也收不到几袋粮食的几亩旱地。为了省出每一分钱，胡正来老汉出门时烤上两张玉米饼，一张留给疯老伴吃，一张留给自己上路吃。可到了县城，常常因为要见那些没有个准时的“说话算数的”人，他不得不经常改变自己的行程，这一改，带在身边的一张玉米饼便再也不够吃了。饿了，忍着；渴了，找个水龙头“咕嘟咕嘟”喝上几口。或许人们知道上访的人可怜和可气，却从来不了解上访的人多数还有着不为人所知的种种凄惨情景。
胡正来是个不善表达的庄稼汉，但只要他一回忆起上访的日子，那双有些混浊的眼里就会掉下眼泪。他只说有几次上了县城走了一个又一个部门后，人家总是爱理不理地打发他“回去等候”，他只好无奈地出了县城。搭车到乡政府所在地后，就得自己步行上山，胡正来老汉说那十几里山路是最难走的。又饥又渴，又疲又惫，尤其是失望加气愤交织在一起，“那时候，我几次跌倒了就不想再坐起来。看看身底下的黄土，捏一把，扬扬手就飞走了，留下光秃秃的山丘给我们这些庄稼汉，让我们祖祖辈辈流汗流血却收不回填饱肚子的几粒苞谷。再看看天上的星星，高高地悬在天上只知道可怜地朝我们眨眨眼，啥也帮不上忙。那时我真想一死了事……”
据村里的干部介绍，胡正来老汉在为儿子的后事而进行的一次次上访之中，不仅荒废了几茬庄稼，老伴的病也顾不得医治，家里几乎连锅都揭不开了。村上的干部和乡亲们实在看不过去，同时也对“上面”的一些机关办事拖拖沓沓，不负责的作法气愤至极，纷纷向胡家伸出援助之手。村支书等人甚至帮着上县城一起上访有关部门。就是村里小学校的娃儿见上访的胡老汉路过他们学校时也会上前掰半块饼或塞上一两毛钱支持这位“打官司爷爷”。
然而，不知今天的某些政府的某些人到底怎么了，一件本来清清楚楚、简简单单的事，就是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总是在“一定”、“一定”中办不了，办不完，办不定。胡正来老汉后来明白了一个理：他的事，凡他见过的领导们干部们都说应该纠正，可就是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他是一介平平常常的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二是办错案的人都有“背景”。胡正来心想：我是啥人？一个祖祖辈辈在山上住着的老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