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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农户也是自己的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换句话说，如果假定粮食是全部产出的话，那么农户在保持最大化产出上，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如果农户的产出全部是经济作物，则农户更接近一般的厂商行为。
第二，农户是充分效率化的。农户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会达到充分有效，从而使土地保持在充分产出的状况下。除技术和气候因素之外，只要保持农户的边界不变，则这个有效性不变。此点可以称之为农户的有效性，这同厂商是有区别的。因为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的有效性是结果，而不是前提。而在农户假说中，就直接包含了农户的有效性。
第三，由于农户也是生活单位，所以农户是不会消失的。不会像厂商那样破产出局，这也是完全不同于厂商理论中的行为特征。
第四，农户与一般厂商行为更显著的一个区别便是农户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应。所以当着外界市场上某种农作物商品的价格上涨时，农户就无法用提高产量（单产）的方式做出反应，也无法在当期通过调整作物比重、耕作比重来做出反应。农户只能通过下期设法扩大总耕种面积来做出反应。
C：我乘便就此说两句，农户无法对价格信号做出当期反应，只能在下期生产决策中进行调整，那么实际上农户就是在价格预期基础上进行调整。所以相应地农户进行了一种期货交易，也就是说，现货交易对农户来讲是依据历史信息进行的。这样，农户就无法在当期决策中利用当期信号。所以农村中实际上在集市贸易中，存在一些农产品经纪商，与农户进行期货交易，由此形成经纪商对农户的预付金，便是一种自然生成的农村期货交易交割体系。这个能说明为什么商品率高的地区，农户经营依赖经纪商的程度高，农户要靠这个预付金进行生产以及对预期利益的保险。我曾经思考过减息条件下乡村金融及高利贷的变化，从这中间可以看到也许高利贷原本同这个预付金是有关联的。没有所谓的“农村金融”，只有农产品的期货交易网。由于经纪商是分散的，他同农户的期货交易契约也相对的处在更加平衡的条件下的，或者讲是捆在一起的，这样的交易是有效率的。除非有外力，例如更大的经纪商可能会带来霸道的合约（所以我们反对什么企业＋农户的模式），或者干脆拿掉这个期货交易网络，例如统购制度，或者基层政权搞什么产业结构调整等等。这些外力会打破这个有效率的交易，从而降低农户的决策效率。这里就有个顺带的结论，那就是高利贷在农村中的作用，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毋宁说主要是正面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预付金。所以当你一方面打击高利贷，一方面又想推动乡村金融时，你差不多就十足是个傻瓜了，而这样的傻瓜正在为祸中国乡村经济。
Y：农户对价格信号的刺激反应是以亩数的变化来实现而不是以亩产的变化来适应。工业企业有个资产专用性，因此一般以产能的提高对价格做出反应；农户可以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做出反应。从这个特点，我们可以借用厂商理论发展起在中国精耕细作（人多地少的自然约束）条件下的农业的微观经济分析方法。拿这个方法来看乡村经济形态及。。乡村制度变迁史。 八、土改的寓言
Y：我们已经注意到，农业的效率同土地所有权关系不大，它只同是否农户经营也就是生产组织形态有关，这与基于分工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一定要建立起一种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佃农也可以变得富裕，甚至超过地主一样。这在49年前的中国乡村，苏南、东北都有相关记载，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也都可以看到。
C：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探讨一个乡村的基本经济形态，就好像做一个模型一样。家庭经营单位由于效率及费用的原因，就成了稳定的经营单位，成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经营主体。这同西欧的贵族庄园作为经营的主体的区别不小。在这个区别之下，我认为要细致的看一看，农户经营如何造就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至于西欧为什么是庄园，我们可能还要看一看，这里就不多谈。需要指出的是：无一例外，不论全球各地，都在向家庭经济方向走，特别是在粮食生产领域。
Y：你的这个角度和设想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深入下去谈谈。
C：首先，就是我们观察到的那种家庭经营的有效性，农户家庭就成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主体形态，老话叫做基层组织单元。这个你很直接的就观察的到。那么在农户家庭这个单位上面，你还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的丰富发展了的形态。如自耕农、地主加佃户、自耕农加短工、自耕农加长工，以及一些更复杂的形态。例如不在村地主加佃户，等等。山东还有记载，在三十年代，一些人一手租入土地，一手转佃给农户，还有一种一手租入土地，一手又雇长短工经营土地。东北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Y：黄宗智把这叫经营性农场，他做了一个区分，一个是家庭式农场，一个是经营性农场，然后观察华北乡村。感觉上他是受了在美经历的影响。叫“农场”无论如何有点文不对题。其实都是在家庭这个基点上的。这些形态都是历史的存在着，并不是理论假说或是推论。我们表列了一个观察的系列，一个乡村中的社会形态的系列。我们到底要看对中国革命史至关重要的几件事是怎么在这个形态史架构下发生的。我们观察到土地所有权对农户效率的关系后，就可以坚决把所有权这个线索同革命的“经济基础”脱钩。我们会看到。。在乡村进行的一系列“所有权革命”——土改和集体化的“革命意味”。从而也会看到土地所有权的意义。
C：农户经营在乡村就有两种典型的形态：小自耕农和地主＋佃户组织形式。前者提供了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形态。后者提供了较大的土地所有权下农业经营单位的效率条件。这是一个极具调整机制的乡村经济体系。特别是这始终是在农户经营效率这个基点上进行的。因为地主＋佃农制再简化下去，其实就是农户加短工，即当一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在某个耕作环节所需的劳动量超出了家庭能够提供的数量时，短工就必然产生。这个短工有多种形式，例如在西北地区的麦客，就是在麦收季节，随着麦熟，从南到北，帮农家收获。这个场景，同样再现于机械化时代，如整个中国北方的联合收割机队，由南到北跨区域进行；在美国也有同样的场景，如新墨西哥州的从南到北的农业收获季节工。短工还有一种有意思的形式，那就是农户间的换工，北方农村以前就有一种换工队，这个现象也可以理解为农村合作经营的一种原始形式。刚才我们把地租—佃户这个模型简化了，我再复原回来讲讲。这个地主＋佃户制为什么没有变化为庄园经济呢？80年代以来，时不时地看到所谓家庭农场，庄园农业等等报道，没有形成气候，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想一想。地主＋佃户制度不稳定，它的底子，它的基本形态还是农户经营。农户经营可以有一系列变形，如农户经营＋短工、农户经营＋长工、农户经营＋长工＋佃户、农户经营＋佃户（即地主＋佃户）。这些形态在给定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一般同农户户均耕地面积有关，通常这个面积大，则就向复杂的形态发展。这些形态当户均土地面积缩小到一定程度，它都会渐次恢复到前一个形态的。所以，地主＋佃户仍然不是一个基本的稳定的经营形态。而地主＋佃户如果变成庄园经济，那就不同了，那就成为另一个基本形态，就类似于西欧的贵族庄园了。但这个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有一些个别例子，但不是主要形态。为什么呢？原因可能是没有长子继承制，总是分家。也可能是人地比例和耕作方式。所以土地面积一缩小，则一定会出现向农户经营的回归。 Y：这里补上一句，组织形态退回到家庭经营，并不是指效率的不同，而仅仅是说户均土地缩小从而无须再用长工或短工，或是无须再将土地佃出。
C：我有个猜测，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土质松，人力即可耕作，未必需要大牲畜帮助。而西欧的土地好像非得有大牲畜帮忙才能耕种。其次，黄土地可能不依靠自然休耕就可以恢复地力，而西欧非休耕不可。于是，西欧就发展了畜牧业，其农业经济是农牧混业。这种多样性，就要求多样性的劳动同时进行。于是一种劳动协同的组织类型就出现了，或者，它们一开始就是从畜牧业进入农业的，也未可知。这就是庄园经济。
Y：这些类型划分同劳动量的测度有关。因为测度方法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成本。在单一农业种植情况下，家庭的组织成本最低。在农牧混业情况下，更不用提以牧为主的情况了，则庄园经济的成本可能最低。
C：对，可以说是这么几个层次的原因，造成中原农业自然条件下，长子继承制不是最优选择，就逐步消亡了。而在非长子继承条件下，发展了家庭经营，同时也就把基于土地自然条件和家庭经营条件下的精耕细作发展到极致。
之七出来以后，有朋友指出一户100亩地的效率高于一户10亩地的农户，这里必须做个说明。户耕土地规模，不管是自家拥有土地，还是佃租土地，肯定影响农户经营的效益。注意，是效益而不是效率。效率是指土地的实物产出，一亩小麦产出800斤，这个产出水平，并不会因为户均土地规模下降而降低。但就农户效益而言，当然就有区别了。一般可以讲户均规模一定的大，效益会较好。
Y：也有个限度吧。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运转条件下，这个规模是可以测算出来的，有资料讲，30年代华北农户雇长工达到10个人时，就不经济了。
C：这里不可有误解。我们讲规模经营，如果是户均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