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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特别的条件，就是延安有大量的撂荒地，42年一年，中央动员军政人员开荒100万亩。这个开荒用部队集体方式搞，效率很高。开荒之后，再搞集体耕种，则效率就下降。但当时注意力被359旅轰轰烈烈的开荒竞赛给吸引了。我记得有个材料讲，浙江30年代在滩涂造田用雇农工方式，随后把新田又租佃给农户，而没有继续采用雇工方式经营新田，原因仅仅是开荒是强劳动，农工放开吃，到租种时，劳逸可以结合，再放开吃，成本就太高了。延安时，这两者之间的效率差别你是不容易注意到的。结果集体化开荒的成就就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以后的生产经营集体化也是有效率的。
Y：可见我们讲什么“公司＋农户”之类的用心，结果全部都是害农的。这个在中共很清廉的时候就如此了，更别讲现在了。这个基层干部，你别有什么特别要求，你制度中留下多大的漏洞，他绝对可以给你发挥到极致的。所以那些指望政府给乡村里搞什么商业组织网络的，到头来都是些书生论道罢了。
C：是啊，你给他个针眼，他能给你牵出一匹骆驼来。内战开始以后，就有了第三波，但也不稳定。大体上是剩余劳力和剩余资本的一种合作。农忙农业，农闲副业，主要就是小型的合作社，当地党组织试图推动其合并成大合作社，很快又失败了。这三波合作社，就是集体化的史前史了。有关的记录资料不多，但从一些财经会议文件中有不少反映，这一段的合作社，同我们要讨论的合作社是有大区别的，同后来中共要大力推行的那个合作社运动也是大有区别的，这一段合作社，总的来讲，是中共知识分子初次下乡村的天真试验，而且总的讲，中共整体上对此也是漫不经心的，宣传的少，认错也快。你也必须注意到，它是以高利贷消失为前提的。薛暮桥这个中共经济老法师也说过，当时平均每人的货币量才30斤小米，不到两块钱。
Y：大规模土改以后，就有个不同的东西了。就是从农业生产的互助组开始了。关键是这个农业生产领域中的互助合作。因为供销、信用、手工业之类的合作组织久已有之，并非仅存在于根据地，国统区也有，只要不是有什么行政性强制，则这类组织涨张落落的始终存在，它的组织化演进，保持在自发状态下的时候，有进有退，此长彼消。在对外开放的贸易结构下就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是这类合作社唯一演进的可能性。根据地那三段合作社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就在这里了，既然你不能强制农户持续留在这些合作社里头，那么，只有当你掌握某种统制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才可以维持住这个合作社，于是就大大的“捣鬼营利”了。到后来，在全国统制经济时，你就把干部个人的“捣鬼营利”给发展成国家级的“捣鬼营利”了，就是那个全国供销合作社。这个是后话了，我们在后面会提到的。而我们要讲的互助合作，则首先是生产领域中，其次是在农户间，并没有第三方参加进来。我们可以先从农业生产本身的一些特点来看从互助到集体化的变迁。土改当期和随后的时期，首先要解决的是劳动力，或者说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典型如前面讲过的好把式与寡妇的案例。此时两家的合作，主要是在劳动力上的合作，就叫互助，很简单的只是好把式到寡妇家的地头上帮工而已，通常并不带农具，也不带牲口，甚至早上都不吃饭，空着肚子去帮工。这就是比较纯粹的互助。但农业生产不仅仅是劳动力投入，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投入，如牲口、农具、种子、水等等。这些东西较之于劳力和土地更具个别性，很难同质化。因此，在土改时，虽然也被当作均分对象，但是很难操作，于是就有一家分一条驴腿、两三家分一张犁的现象出现。形象点讲，就是这些要素的配置更加远离效率均衡点。所以，土改后，对这些要素的调整要求就更强烈。但这恰恰是很难通过互助的方式来完成的，它要求有更高的合作形式，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互助的新型经济组织方式就出现了，叫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对农户而言是个第三方组织，它同互助保留农户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同，互助，是两个农户之间的双边契约关系，而合作社对所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而言，是个第三方的多边契约。它让农户加入到一个多边的组织形态中去。开始是很松散的，土地还是自家的，其它各种要素以短期合约方式组合在一起，有一个社长，往往是其中最好的庄稼把式，如李顺大，陈永贵，统一进行一个生产周期的安排。这个阶段特点是突破了家庭经营，但主要的耕作还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所有的财产依然是私有的，多边的财产互助契约只是一个周期。并且期限可以很方便的调节，当然更不用说可以随时就退出这个多边契约。这个阶段叫初级合作化，相应的合作组织叫初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态很不稳定，史料中记载下来的一些成功案例都同社长的道德表率作用强大有关。
C：初级合作社实际上还是以农户家庭为主的，只是在农活和农具，大牲畜使用方面有些较一致的安排而已。因此，它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长这个领头人的能力和道德水准，如果农活的安排不到位或是人力、物力、畜力使用不公，这个合作社就会散掉的。再有一点，就是这个合作的契约是短期的，自愿的，所以，社长要维持住这个社不散掉，是很辛苦的。当然，这里面的政治动员、经济倾斜也是有的，不能忽略。
Y：初级合作社的这个合作契约，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三资”企业中那个合作企业。即参加契约的各方并不拿出自己的财产折成资本，而是以各自的财产能力为合作条件，获取被这户农户认可接受的收益。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多边合约，其执行成本就很高。两家搞互助，比较好算账，成本低，所以互助还是很容易出现的。但三家以上的人搞互助，就是初级合作化了，那个成本就高，参加的户数越多，则成本就越高。基本上讲，大概非得有陈永贵、李顺大这样的乡村精英才有可能搞下去的。它的基础不是财产关系，而是乡村道德。这个就很不稳定了。所以这个初级阶段很快就过渡到高级阶段。在初级合作社基础上，一部分社长能力较强的社，就进一步采取一种更长久的合约来组合各家的各种生产要素，结果一种类似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叫做高级合作社。即农户自愿入社，退社自由。农民以实物，如土地、农具、牲口等等，按多边协议的折股办法入股合作社，然后集体劳动。如果要退社，也是拿了早先自家的东西走人。那时有不少农户都在自家的东西上加上永久性标志，以便后来退社时再拿走。这是很耐人寻味的细节。
C：还有啊，比较富的农户入社后，老怕社里把自家的东西用狠了，记得有过这样的事，一个老农入社后，晚上就自个悄悄地去看自家的驴子，侍弄驴子，看到驴子脖子上的伤痕，心疼的掉泪。你想想：如果你是借人家的，决不敢这样使牲口的，你下次就甭想借了。这表明这个所谓的合作，已经不仅仅是自发自愿的了，带有了很强的压力成分，这个压力到底是社区道义，还是乡村干部，还是那个朦朦胧胧的毛主席、共产党，也须细致的辨析一番，这里就不谈了。
Y：是啊，这是多么真实的细节啊。在高级阶段上，由于有折股这么个办法，高级社的维持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也要大一些，又由于它依托一个较稳定的跨年度的入社章程，这个社长就可以做一些跨年度的劳动安排。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样的安排可能并不损害效率，但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维持不住的。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集体化。因为这个高级社是自愿组合的“小社”，一般的讲，它不会覆盖整个村子，一个村子里有很多个高级社，这个很多个高级社，至少可以让人做选择。而且从记载的一些资料看，即便是陈永贵的高级社，劳动的安排依然是农户为单位进行的。但是合作社效率依然是取决于社长的能力和人品。所以，合作社成立时的效率目标就很成问题。富户入社后总是想着退社，尽管这户人家占的股比较大，所以效率肯定就打折扣。这个阶段的合作社就叫高级社。高级合作社依然是承认农户私有权的，它只是打破了农户经营，形成一种跨生产周期的集体化劳动。但它的基础不牢固，通常富户们一退社，高级社就垮掉了。50年代中共基层组织宣传所谓“穷棒子社”，就是富护退社后，党组织支持积极分子坚持高级社，要在效率上同富户比个高低。记得有个电影里头，有个中农发牢骚：高级社，高多少？可以想见的是，这个竞赛是不会公平的被评价的。
C：是啊是啊，其实，就华北来说，在解放前，也是几户人家才有一头驴的，犁也是这样，骡马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有没有人家没有种上庄稼呢？没有嘛。基于合算不合算的考虑，一户人家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是买一张犁、买一头驴，买一匹马，等等。不买一定有它的考虑，不管这户人家到底有多少可以支配的金钱。那时节，也没有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互助组、合作社，完全没有问题嘛。所以，大概就在这个当口上，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以被意识形态的追求替代了。毛泽东是在这个前后发表那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这个竞赛怕是还没有比呢就结束了，大家都进新的赛场了。
Y：对，事实就是如此。在此之前，如果合作社还是来源于基层的中共干部们的自觉行动的话，那么到52年时，中共高层忽然就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评价合作社运动了，直接给合作化赋予社会主义方向的评价，这就不得了了。高级社在52、53年大起大落，随后一下子就被推动着进入集体化。这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