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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以前中国大陆存在的“二元结构”。
C：中国目前现存的正在迅猛发展的“二元结构”，似乎是三种类型都有，都在近百年的近代史中交错出现于中国大陆。这是否给中国“二元结构”带上了特别的复杂性呢？
Y：确实，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内容上讲，大陆的“二元结构”都是独一份的，你几乎可以肯定地讲，也是世界最难以解决的“二元结构”。
C：解决？你的意思是消除“二元结构”？做得到吗？
Y：这个用词不当，我收回。我的意思是，“二元结构”的历史的可能走向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看有些二元结构演变的个案，做个对比。例如讲，日本也曾经有“二元结构”，在明治初期，横滨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口岸城市，同日本传统乡村形成明显对比，这种对比也曾引发了很严重的文化冲突，在经济上，明治时期，曾经有过几个大型口岸城市经济发展引发出乡村传统手工业的破产，但这样的结构，从来就没有严重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且不久之后，异质程度就开始减弱，直到今天，我们在日本已经看不到“二元结构”了。同样的事情在南韩也正在经历中，台湾也是类似的例子。另外一些例证，比如泰国、马来西亚，我们都可以容易观察到都市经济与传统乡村的对比。但你总归会感觉到，同中国大陆的“二元结构”似乎很不相同。我们也可以从历史资料中观察20—30年代，大陆江浙地区与上海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华北地区同天津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你同样可以发现那个时期的“二元结构”同现今大陆“二元结构”的不同。
C：你的意思是“二元结构”就其产生过程讲，有三种形态的“二元结构”，？“二元结构”一经产生，就其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又有不同的类型？
Y：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到有两类不同趋向的“二元结构”，一种？“二元结构”经历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它的城乡异质程度就开始趋向减弱，以致消除；而另一种则不同，这种城乡异质程度，或者讲用比较通用的词，城乡差距的程度，则有个相反的趋势，愈演愈烈。“二元结构”，不论其来源的类型如何，不管是殖民化，全球化，还是计划经济，只要产生了城乡异质的“二元结构”，就可能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势。
C：你等等，我们是不是再详细的描述一下这两种不同趋势的“二元结构”，它们的现象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Y：这样吧，让我们从身边开始。我们都来自内地，应当讲对内地乡下并不陌生。前些日子有个朋友，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到云南山区去探看扶贫款的使用情况，他直接下到一些山村里。他回来后，说是赞同以前我给他讲的一个观察结论，就是沿海大城市同内地落后地区的县城之间的差距，要远小于这个县城同其周围乡村之间的差距。这个特征我名之曰中国“二元结构”的差序混乱。你同样可以从离上海不过50—60公里的苏州的乡村里，也看到一些让你很吃惊的“二元结构”，例如村子里几乎没有规划整治，到夜晚黑灯瞎火，进到一些民居里，几乎也是家涂四壁，几件东西简陋得很。苏州乡村与上海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同上海与云南山村之间形成的“二元结构”，是同构的，有些程度上的差异。在这个“差序混乱”之下，有四个可以观察到的景观差异，上海同省城之间的差异，省城同县城之间的差异，上海同县城之间的差异，县城同乡村之间的差异。城市之间的差异都比较小，作比较的两个城市你可以任意选取，都是如此。巨大的差异是体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哪怕这个城市是西部落后地区的。这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朋友在云南山区的观感。这种“城乡差异”给人一种强烈的混乱无序的感觉。而与此不同的是，你比如讲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是个繁华都市，同传统乡村有差异，但从吉隆坡到中等城市、小城市、小镇、再到传统乡村，差序结构很严整，这个差异是递次的。小城镇同乡村的差异远远小于城镇同吉隆坡的差异。与中国正好相反。我叫它“差序严整”的港口型“二元结构”。C：建筑界的人讲，现今大陆是“千城一面”，只要是个城市，那几个“现代化”的元素就齐全的，宽马路、广场、绿地、开发区、居民小区，等等。既然城市是“千城一面”，自然城市只有大小之分了。
Y：中国这种差序混乱的“二元结构”几乎就是独一份。其他国家可资比较或是现存的“二元结构”大都是差序严整的。这当然自有其原因了，这是我们紧接着要谈的事。在此之前，我们还要指出中国“二元结构”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城乡异质的程度似乎是处在愈演愈烈而不是收窄的趋势上。甚至你都很难发现，有什么正面的因素，有可能会减弱这种城乡差距。而在其他国家，你很容易观察到很多相反的例证。特别是，有那种趋势存在，在减弱或即将减弱。
C：中国“二元结构”的这样两个特征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是不是可以讲，在城乡差异有收窄的趋势下，才可能出现差序严整的“二元结构”。而如果城乡差距是持续扩大情况下，差序混乱的“二元结构”就容易出现。
Y：这可以作为一种猜测啦。至少讲从现象上看，你讲的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应当比较大。但从内在生成的机理上讲，我倒是认为另有乾坤，这恰恰就是我对中国“二元结构”观测的核心。我们前面是从动力角度去观察“二元结构”的现象。殖民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二元结构”的三种起源。而“二元结构”一经产生，就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趋势，即差序混乱的和持续扩张的中国式的“二元结构”以及差序严整的有差异收窄趋势的港口型“二元结构”。这两种不同趋势的“二元结构”，在政治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角度讲，是有严格的价值分野和判断的。一句话，中国式“二元结构”必须设法转换到港口式“二元结构”。否则，走下去岂不是有两个中国啦？这是非转不可的。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这个转换的问题。
C：那就是讲，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决定“二元结构”不同趋势的内里机制，那也就可以看到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的可能性，从而看到所谓中国“三农”问题的趋势。
Y：对，是这么回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在的机制吧。我们回到先头的假设。假设一个纯农业国，只有乡村经济而无城市经济，也无外在力量强加一个经济体在这里。那么，这个农业国家如果逐步演化到有工业城市，那么这个工业城市会怎样出现呢？首先，它是要有人投资工业的，谁来投资，当然是农民，投资的钱是哪来的，当然是乡村的剩余产品；其次，工业的内容是什么？起初当然同乡村农畜产品的加工有关，同农民生活物资直接相关的，后来就此演进，如先有织布，后有了织布机，再后有了动力机，工作母机等等，现代工业就发展起来了；再次，劳动力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农村来。最后上述三点，都是在自愿的条件发生的，没有强迫的。那么，这个工业经济还不就是乡村经济的衍生物嘛。从中而起的城市社会在生活方式、文化方面上也就不过是乡村的衍生罢了。
C：那当然啦，你还可以进一步地讲，那个工厂红利到哪里去啦，到乡村去啦。
Y：对，对，红利到不到乡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分红的权利，这个红利的所有权是归属乡村的，它的一个部分一定是用于乡村投资了，这种双向的自愿的投资过程，保证了对乡村投资的回报，与对城市投资的回报之间，一定是动态平衡的。这样城乡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动态平衡的投资回报率背后就是平衡的城乡劳动生产率。从这个假设的例子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西欧国家中，从乡村发展到城市的历史。这期间最重要的是两条：①城市最初的投资是来自乡村，②乡村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并且获得在收益比较条件下的投资。那么，在后进的国家中，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城市经济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环节，往往是港口经济，这个港口经济的收益比较，是以全球经济或是西方经济为基准的，从开始就不以当地乡村经济为比较。其次，城市的投资中有个很大部分不是乡村经济提供的，而是外来提供的，比如国际资本，比如国家资本。再次，这个所谓的现代部门并不是以乡村经济为市场的，它首先服从全球市场或国家力量的目标，最后，当然其红利也是由各方分享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概括为：由谁投资；由谁来做；由谁购买；由谁得利。这算个标准吧。例如西欧，这四个“谁”是清楚的，没有外来的力量，就是原有的乡村，庄园也罢，贵族也罢，？大地主也罢，犹太高利贷者也罢，都是传统乡村结构里的东西，是内在的。只要这四个“谁”是完全或主要是传统乡村，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二元结构”。只要这四个方面加入外在于传统乡村经济的力量，那么，“二元结构”就应该会出现了。
C：其实就是讲，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如果是内生的，那就一定不会出现“二元结构”，如果是外生的，就一定会出现“二元结构”。
Y：对。这个内生也罢，外生也罢，主要就是四个变量，就是刚才讲的四个“谁”。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下前面讲过的两种趋势的“二元结构”。在差序严整的“二元结构”里，我们可以看到，投资者既有来自传统乡村内部的，也有来自传统乡村外部的，比如海外投资、或是国家投资。注意，来自乡村内部的投资者进入城市，特别是港口城市投资，只要不受到限制，那么就可以讲，城市的红利也就是由这两部分投资人分享了。接着，在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