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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在现代哲学家中，罗素是个精神出奇地健全平衡的人。他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开山鼻祖，却不像别的分析哲学家那样偏于学术的一隅，活得枯燥乏味。他喜欢沉思人生问题，却又不像存在哲学家那样陷于绝望的深渊，活得痛苦不堪。他的一生足以令人羡慕，可说应有尽有：一流的学问，卓越的社会活动和声誉，丰富的爱情经历，最后再加上长寿。命运居然选中这位现代逻辑宗师充当西方“性革命”的首席辩护人，让他在大英帝国的保守法庭上经受了一番戏剧性的折磨，也算是一奇。科学理性与情欲冲动在他身上并行不悖，以致我的一位专门研究罗素的朋友揶揄地说：罗素精彩的哲学思想一定是在他五个情人的怀里孕育的。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大哲内心多半充斥一种紧张的危机感，这原是时代危机的反映。罗素对这类哲人不抱好感，例如，对于尼采、弗洛伊德均有微词。一个哲学家在病态的时代居然能保持心理平衡，我就不免要怀疑他的真诚。不过，罗素也许是个例外。
罗素对于时代的病患并不麻木，他知道现代西方人最大的病痛来自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使终有一死的生命失去了根基。在无神的荒原上，现代神学家们凭吊着也呼唤着上帝的亡灵，存在哲学家们诅咒着也讴歌着人生的荒诞。但罗素一面坚定地宣告他不信上帝，一面却并不因此堕入病态的悲观或亢奋。他相信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不会因为其短暂性而失去价值。对于死亡，他“以一种坚忍的观点，从容而又冷静地去思考它，并不有意缩小它的重要性，相反地对于能超越它感到一种骄傲”。罗素极其珍视爱在人生中的价值。他所说的爱，不是柏拉图式的抽象的爱，而是“以动物的活力与本能为基础”的爱，尤其是性爱。不过，他主张爱要受理性调节。他的信念归纳在这句话里：“高尚的生活是受爱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爱与知识，本能与理智，二者不可或缺。有时他说，与所爱者相处靠本能，与所恨者相处靠理智。也许我们可以引申一句：对待欢乐靠本能，对待不幸靠理智。在性爱的问题上，罗素是现代西方最早提倡性自由的思想家之一，不过浅薄者对他的观点颇多误解。他固然主张婚姻、爱情、性三者可以相对分开，但是他对三者的评价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看来，第一，爱情高于单纯的性行为，没有爱的性行为是没有价值的；第二，“经历了多年考验，而且又有许多深切感受的伴侣生活”高于一时的迷恋和钟情，因为它包含着后者所不具有的丰富内容。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假定每一个正常的异性都是性行为的可能对象，但事实上必有选择。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假定每一个中意的异性都是爱情的可能对象，但事实上必有舍弃。热烈而持久的情侣之间有无数珍贵的共同记忆，使他们不肯轻易为了新的爱情冒险而将它们损害。
几乎所有现代大哲都是现代文明的批判者，在这一点上罗素倒不是例外。他崇尚科学，但并不迷信科学。爱与科学，爱是第一位的。科学离开爱的目标，便只会使人盲目追求物质财富的增殖。罗素说，在现代世界中，爱的最危险的敌人是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急于在工作和财产上取得成功的贪欲。这种过分膨胀的“事业心”耗尽了人的活动力量，使现代城市居民的娱乐方式趋于消极的和团体的。像历来一切贤哲一样，他强调闲暇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为此他主张“开展一场引导青年无所事事的运动”，鼓励人们欣赏非实用的知识如艺术、历史、英雄传记、哲学等等的美味。他相信，从“无用的”知识与无私的爱的结合中便能生出智慧。确实，在匆忙的现代生活的急流冲击下，能够恬然沉思和温柔爱人的心灵愈来愈稀少了。如果说尼采式的敏感哲人曾对此发出震聋发聩的痛苦呼叫，那么，罗素，作为这时代一个心理健康的哲人，我们又从他口中听到了语重心长的明智规劝。但愿这些声音能启发今日性灵犹存的青年去寻求一种智慧的人生。
到南方走一趟，感到那里是一个很不同的世界。一是活，似乎处处都有机会，人人在抓机会，显得生气勃勃。二是富，千万富翁时有所闻，小康之家比比皆是。
在广州时，拜访一位相识的大学教师。踏进他的家门，我惊住了，宽敞的大厅，精美的浮雕，考究的家具，在我眼里不啻是一座宫殿。交谈中知道，他办了一家公司。
“这算不了什么，我还要盖别墅。我们知识分子应该腰缠万贯。”他说，口气中兼含自豪和共勉的意味。
自豪我赞成。一个民族，一个人，终归是活比呆好，富比穷好。据我看，文化人中凡有经商之兴趣和能力的，都不妨去经商，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有益处，对文化也决不会有什么损害。说到底，普及和提高文化是需要金钱支持的，创造文化则并不需要太多的人。
共勉却不敢。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非其材。我对经商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我认定我去经商必定如燕人学步，两头落空，一事无成。我的天性——至少由习惯造成的第二天性——使我活不起来，从而也富不起来，只宜继续做一个书呆子和穷书生。一个人不该违背或怨恨自己的天性，我的心是平静的。
在我看来，无论安心治学，还是勇敢从商，都是值得赞许的。我独不解的是有一种人，看见别人弃学经商便愤愤不平，痛斥世道人心；自己尽管还做着学问，却仿佛受了天大委屈。从他的愤懑和委屈，可见做学问并不符合他的天性。那么，何必露一副只身为文化殉难的悲剧面孔呢？
1992 4 玩物也可养志
友人送我一本三联新近出版的董桥的小书，书名是《这一代的事》。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个很诱惑的题目——《你一定要读董桥》，当时不服气，世上哪有一定要的事？现在读了，感到的确好。一个身居香港的文化人，能够写出这等隽永的文字，算难能可贵了。
我对香港文化一向不喜欢，嫌它商业气，俗。万一雅起来，也是附庸风雅，比老实的俗更败兴。真正的雅倒不一定避俗，而是能在俗中见雅。界限在哪儿呢？董桥所说的“品味”、“生活情趣”、“对人性的无限体贴”庶几近之。
生活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文人弃文从商也好，亦文亦商也好，卖文为生也好，都无可非议。“现代人看到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实在应该发笑。”真有一位当代梵高枯守在象牙塔里，穷困潦倒而终，当然可歌可泣，但这是不能要求于并非天才的一般文化人的。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是，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有所坚持，在卷入商品大潮的同时有所保留。坚持和保留什么？当然是原来就有的东西，毋宁说是人之为人的某种永恒的东西。董桥谈园林，谈藏书，谈文坛掌故，都是文人喜谈的题目，却不落俗套，谈得可爱动人，就是因为有这种东西在其中闪光。“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单凭这句话，就足以把他既与时髦的文化商贩、又与落伍的文化遗民判然区别开来了。
在品玩藏书、笺谱之类“物”的趣味时，董桥承认自己“玩物丧志”，不过他有新解。一方面，“这所谓‘志’，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老老实实出去找饭吃之余，关起门来种种花，看看书，写写字，欣赏欣赏《十竹斋笺谱》之类的玩意儿，充其量只能把一个人的‘火药味’冲淡，再要他去搞‘革命’大概是不太容易了，不过，说他会破坏革命事业，似乎就把他抬举得过高了。”另一方面，“一个人寄情山水，隐姓埋名，也是一种‘志’。”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解释。人各有志，何必“革命”？时至今日，胸怀“革命”壮志者日益稀少，倒使我对其中真诚者生出了一分敬意。多数人的“志”是更实际了，天下滔滔，皆想发财。我不怀疑发财在有的人也可以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但我更相信蒙田的话：“我们最豪迈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得写意，其余一切，包括从政、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