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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建主义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地主阶级控制着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充当各级政府的官吏，许多官吏又去农村购置田产，成为新兴的地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都是依靠地主阶级来实现对全国统治的。地主阶级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反动政权，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民。一般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人民，共同占有土地20％～30％。地主出租土地给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地租率一般高达50％左右。除地租外，农民还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是三位一体的。在封建剥削制度的压榨下，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广大农民购买力异常微弱，因而不可能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粮食、原料、资金和广阔的市场，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便缺少最起码的条件。可见，“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对象。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尤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前提条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势力的基础上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凭借政治特权而形成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买办。 1927年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后，蒋介石集团依仗其政治特权、军事势力与买办资产阶级结合，采取非经济的暴力掠夺方式，聚敛大量财富，逐步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巨额垄断资本，俗称“官僚资本”，垄断着全国经济命脉，成为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它在抗战时期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顶峰。
掌握这种垄断资本的阶级，被称为官僚资产阶级。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中心的全国金融网，享有种种特权。他们通过垄断金融，统制外汇；举借外债，发行内债；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实行专卖，独占商业；强行“三征”（田赋征实、征购、征借实物），吞并民族工业；发起内战，充当军火买办等手段，积聚了达100亿～200亿美元的财富，造成中国民穷财尽。可见，官僚资本主义完全不是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集中表现。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并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反动的经济力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所以，没收官僚资本，消灭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 ，正是革命的目的所在。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
人类社会一般的革命规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为什么又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无法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反帝反封建不彻底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由于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之进行过多次艰辛的斗争，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但都因为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失败。其失败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确无力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具有领导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殊优点。中国无产阶级，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历史上进步的阶级。同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一是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二是集中程度很高，便于团结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三是大多来自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在斗争中与农民结成亲密联盟。这些特殊优点有利于它在中国革命中成为领导阶级。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更为丰富。中国资产阶级是伴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才产生的，而中国无产阶级则在19世纪40年代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的出现就已产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其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达200多万人。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起，就进行着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英勇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的70年间里，工人罢工100多次，1914～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6年多中，工人罢工120多次。辛亥革命后，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作用日益褪色的情况下，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罢工次数日益增多，斗争目标日益明确。可见，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资历要老，斗争经验要丰富得多。
第四，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五，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一定要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告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参与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要努力掌握对运动的领导权。
基于此，在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承担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不但会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这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那么，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呢？
第一，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使农民成为自己可靠的同盟军，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领导权。
第二，必须争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放弃领导权。相反，它在与无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会千方百计地争夺领导权，力图使统一战线朝着他们的政治意向发展。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与资产阶级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三，必须掌握革命武装。在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产阶级只有建立和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才能保持自己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四，必须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带领广大共产党员坚决与敌人斗争并取得胜利，因此，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第五，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右是自动放弃领导权，“把整个队伍送出去”。陈独秀就是如此，他曾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国民革命失败。“左”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成为“无兵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是这样，使中国革命多灾多难。可见。“左”和右都会葬送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领导权问题上的“左”、右倾错误，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一环。
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极其重大。毛泽东认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