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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工业方面，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在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的贫下中农，由于一部分人缺乏耕畜、资金、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出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难进行下去的现象，于是，便开始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出卖土地；由于这样，一部分则上升为中农，中农的户数有了很大的增加。一部分富裕农民，也开始放高利贷或买进土地，存在兼并和雇工现象，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面对这种状况，为了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继续发展；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为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了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用农业机械，必须及时地、趁热打铁把农民引向合作化道路。另外，随着工业的扩大和发展，对农副产品需求量的逐渐增大，对农民使用的农业技术改造能力，也在逐渐提高，工业的发展，产品的增多，必然要求扩大农村的商品市场，这些需求和要求，在当时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是无力解决的，无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就是阻碍农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阻碍国家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影响农民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影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威信。事实上，在土地改革以后，就在农村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这个做法可以称作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时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也认为可以靠这种合作形式的生产协作，互帮互助，提高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
3．国际环境促使中国迅速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如果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出现少数人变成资本家，多数人丧失生产资料，发生两极分化，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所不能答应的，也是不愿看到的，正当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之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威胁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使中国与西方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往来都不可能开展。当时，只有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只有苏联能援助中国，给中国以帮助和支援。历史的选择，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加作战，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打击侵略者。当朝鲜战争结束后，远东局势有了相对缓和，但是，美国不甘心在朝鲜战场的失败，又与台湾的国民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新中国进行封锁、禁运，甚至武装颠覆，使新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面临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必须争取时间，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巩固和加强国防力量。
面对两种制度、两个阵营的对比，20世纪5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国家却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从一个国家到一个阵营，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成功，对中国人民客观上具有巨大的榜样、示范和鼓舞作用。这种榜样的力量，也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正确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
第3节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和经验总结
一 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对个体农业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尝试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作为经济建设的四大中心任务之一来抓。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引导中国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提出要让农民自愿参加，决不能采取强迫的原则。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重申要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领导农民和手工业者走向集体化和现代化的必要性。随后，他明确地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党领导农民建立的生产、消费、粮食、运输、信用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互助性质的合作社组织，还不能算是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但这种可贵的实践，为建国以后党领导农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出来。
首先，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进行，对农业的改造要与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因为，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原料和农村的广阔市场，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大力支持，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要通过农业税积累一定的资金。不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难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工业原料的需要同当时主要农作物产量低的矛盾，就难以积累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更多资金，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必须协调发展，而不能相互脱节。
其次，农业合作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个体农民势单力薄，抵御天灾人祸能力低，而且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这就势必会造成社会化的大农业“永无实现之日”。
再次，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毛泽东认为，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盟，现在农民要求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如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及时地解决农村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的问题，不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共产党的威信就难以在农民心中树立起来，贫苦农民就不会相信共产党，不再跟党走；而那些已经富了的农民也不相信共产党，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面对农村和农民这种现状，只有通过合作化，引导农民走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工农联盟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的政权稳定了，粮食、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才能得以推行，工农联盟、二者联手，卡住了资本家。你想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迫使你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接受，国家就不给他，这样就把资产阶级要走自由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想法，完全堵住了。
那么，对农业实行合作化是否有可能性？条件是否具备？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第一，国际国内的条件有利。从国际条件来看，帝国主义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受到挫折，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不断增加，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为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良好的有利条件。从国内条件来看，经过建国头3年的治理，政治稳定，社会清明，人心向上，经济恢复，生产发展，而且生产结构得到调整，工业生产设备的制造能力大大提高。第二，农民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热情——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认真地分析后指出，土地改革后，贫农、下中农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但仍不富裕，他们有走集体化道路、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他们中间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为支持和保护这种积极性，就要引导农民搞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的责任。 第三，从共产党方面来看，有能力有水平领导好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在民主革命中，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善于领导农民的特点和优势，既有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社的经验，有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为农业合作化奠定了政治基础，又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就一定能够领导中国农民走向农业合作化道路。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的人主张“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也曾赞成过。但在土地改革后，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的富农到处出现，许多贫农仍然贫困，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和思路。在个体经济和分散的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和脆弱性的状态下，是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惟一的选择就是在土地改革后，及时地趁热打铁，依靠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情和积极性，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而只靠工场分工就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通过互助合作，通过集体化协作形成新的生产力呢？他强调，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并去动摇私有制基础，是完全可行的。后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观点。他针对中国在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缺乏生产资料和资金的广大农村，“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正是建立在这种思路的基础上，他认真地分析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一方面，个体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