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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圈也红了，篝火映在他们浸着泪水的眸子中，大家全静了。妈妈那歌声又出现
了……
“幸福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我觉着这句话在我胸中一个劲儿地翻腾着。我
在为祖国骄傲，我觉着我是祖国的小主人翁。我有权利用我所喜爱的艺术来为她服
务。
我热爱艺术着了迷。六年级毕业时，我闹着要爸爸带我去考中国戏曲学校。为
了省钱，我跟在爸爸屁股后面，由东四走出了前门楼。我心里的高兴劲儿，自然不
用提，一路上就是想考试时将会怎样怎样，……我想：唱歌时，调子不能起得太高，
不然，扯着脖子跟鸡叫似的最难听了。
到了戏曲学校的大门口，爸爸留神地向门内看着：学戏曲的小学员，剃着光头，
穿着灯笼裤，再大一点的，用手捧着小茶壶，一边看看来考试的孩子们，一边说着
笑着。再看那边儿，光着膀子的青年们汗流浃背地站在草地上，翻跟头，拿倒立，
黝黑黝黑的。爸爸心痛了。看了看他们，瞅了瞅我，拉着我往回走。我问他：”怎
么不考了。”他说：“不考了！”我真奇怪，可他也不说理由。我记着回家后，他
跟邻居一个大爷说：“十年出得了一个秀才，十年出不了一个艺人。孩子还得念书！”
我没有过多地揣测他内心的活动，但对于前途，我觉着选择的权利还在我的手里。
好在我的年纪还小。我今天借来手风琴，着魔地拉上一个下午，明天找来一个扬琴，
用筷子削成签子，打上一个星期天，又朗诵，义唱歌，高兴了还自己写上几段快板
数起来。姑姑说我是个”多方面的爱好者”，爸爸谦虚地回答：“他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十四岁那年，我在中学里写了入团申请书。共青团的一个干部找我
谈话，“姜昆，你将来想干什么？”我一点也没犹豫：”搞文艺。”“你是什么出
身？”“职员，我爸爸是老师。”“不对，据我们了解，你出身是资本家。”“我
爷爷是资本家。””出身都得算爷爷！”我愣住了，因为我知道那时候这样的出身
对人意味着什么。我竭力分辩，说我爷爷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资本家，解放以前买卖
就倒闭了，他的财产只是一点点儿。还告诉他，我的叔叔、姑姑都是共产党员，他
们全是党的干部。“甭管怎么说，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茫然了。
我的心里罩上了阴影。我还是个孩子，这一切影响不了我的现在，可将来呢？
将来呢？我觉着苦恼。在中学，我是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我们灯市口中学是男
校，在男校里搞文艺，经常遭到一些伙伴们的冷讽。你组织跳集体舞，他们说你像
“假媳妇”。你带着学唱歌，他们跟着瞎编词儿。那时候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他们在下面接“卖冰棍的对我嚷嚷”。可这一切我从来泰然处之。我带着腰鼓队参
加了”国庆狂欢”的活动；学校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我戴着白手套指挥。搞这
些活动，我的心总有一团火，因为我爱呀，我爱艺术。可是，从我的出身由父亲改
到爷爷那儿，一下子把我的这点火给扑灭了。我不敢再出头，不敢再组织这、组织
那了。
就在这个时候，还偶尔参加少年宫的活动。一次，《白求恩大夫》摄制组看中
了我，约我去参加白求恩大夫进村的一段拍摄工作。现在电影中，从村口出来，发
现白大夫来了，往村里跑、招唤人的那个小八路，就是我。拍摄地点在河北的一个
专区，我去了五天。能拍电影，这在家里可是新鲜事儿。
我回到家，他们都想让我讲讲怎么拍电影，我不理他们。爸爸7 点半钟才下班
回家，我7 点就钻到我的小屋里去睡觉，我怕他们问我，我也不愿意谈。
我不愿意谈我怎样地羡慕人家拍电影，我不愿意谈人家怎么夸我“一个小镜头
也拍得那么认真”。因为我觉着那种生活永远不属于我。谈那是痛苦，从我7 点钟
钻被窝，10 点才能睡着，就可以证明。
有一句老话，叫作“因祸得福”。我开始努力地学习功课，从同学那儿借来一
摞一摞的书，中国的、外国的、小说、自传，我全看。连续两年，我获得北京市教
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章”，功课一直在中上等，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差不多能
拿个银牌。可是，我没能入团，我出身不好。
希望的火花，总带有点“野”性。风儿一吹，就在灰烬中出点光，放点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长大了些。像我这样出身的青年，更该收敛一些
吧。恰恰相反，“债多了不愁”。既然爸爸进了学习班，爷爷被轰到乡下，厄运已
经到了头上，我则玩世不恭地“逍遥”起来。
红卫兵“大串连”接近尾声的时候，允许我们这种出身的青年出去“串连”了。
我没有跟同学们一块走，约了几个出身不好的邻居孩子结伴。我们约好了，到外地
就说出身“红五类”，不带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写欠条儿。在这层虚伪的面纱
后面，居然激起了我心底中的真实乐趣。火车上，我每天早上带头唱《东方红》，
过武汉长江大桥后，我利用夜间停车的时候给他们朗诵《难忘的航行》片断，惹得
全列车的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10分钟之久。我没别的更多的想法，只是在我
绘声绘色的朗诵中，看能吸引那么多人的目光盯着我，我过瘾极了！
1967 年5 月，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荒芜很久的文艺舞台上，借着这个机会又暂时地“繁荣”了起来。一时间，许多红
卫兵和中学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想，“文化大革命”有
点“文化”的味儿了（我把“文化”和“文艺”看成一个词了）。我的心痒了起来，
叫了几个也非常喜欢文艺的伙伴，拉起了一个“红卫兵话剧团”，尽管当时起这个
名字我有些胆怯，但是，心中的火一烧，总觉得热呼呼的！
我们先是在一个同学的小木板房里写剧本，他写一幕，我写一幕，写完了往一
块“串”，没有两个星期，一个六幕八场的话剧写出来了！我们说好了，甭管戏怎
么样，只要每一幕的结尾能让人鼓掌就行。
那个时候，有点“胆子”，没有办不了的事。没有排练的地方，有人以红卫兵
司令部的名义借来了东单三条一个被抄的小“牙科医室”，根据地有了；没有服装，
找人弄来了“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到被解散的实验话剧院去“借”；没
有布景，四处去找木头做，东拼西凑。所有东西全是“借”的，这种“借”跟“敲”
人家一样，不给是不行的。
1968 年的元旦，我们的“戏”居然在首都“上演”了。我在戏里扮演一个流
浪者——失业的苏联汽车司机阿辽沙，人物就是从过去《以革命的名义》里面的雅
什卡套过来的。这场演出，该要人鼓掌的地方，全鼓掌了！多兴奋呀，继续排，继
续演，一连演了五十多场。整半年多的时间，脑袋一直是热呼呼的！虽然我终于登
上了舞台，并且也沉浸在“掌声”之中，然而，我所追求的艺术，却是那么可笑！
最后一场是在帅府园的一个剧场演出。演出前，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报名上山下乡了，去北大荒！”伙伴们全惊住了，都舍不得我，我也舍不
得我的伙伴。可是，我已经决定了，因为我看到在生活的道路上，又燃起了另一束
希望的火花……
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点燃
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没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
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
我想：在荒凉的异乡，在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样是祖国母亲
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
起来。
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
什么嘱咐的话。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
我唱呵、跳呵，使尽全身的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
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
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
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我们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
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五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
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
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晚
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
活开始了！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
传。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
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
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又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了有点儿“艰苦磨练”
的劲头儿。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来激
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
化脓，发烧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