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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
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
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他说我“不稳重”、
“浮躁”，要我不要“锋芒外露”，要注意“突出政治”。我想了很久，觉得他说
得有道理，照办了，并且也学着怎样“稳重”。
可是有一次，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我嘴里冒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被领导知道了。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说是“严
重的政治问题”，让大家帮助我。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我也害怕极了，痛哭流涕
地作了检讨。从此，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姜昆啊，有才无德。”一天，我们
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没有经
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他们质问：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热情下降了，人的心散了，宣传队每况愈下，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
生产队。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
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
队，住的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
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
五
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
点——七连。
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
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
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个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
了”柴爿”。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
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没有一个月，上海话
我全会了。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
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不住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
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
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
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
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
我说：“行，干吧！”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先带着大家学语
录，然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淘井，把臭井淘干，往下
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连里也很支持我。
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听了表扬，我一方面
想：这回不能说我缺“德”了吧！另一方面又在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
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可我爱的是艺术，我矛盾着……
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
坷，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
1969 年底，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上级派来了工作组，不久省里又下来通知，
整建党运动要结合三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运动同时进行。
老连队搞运动有搞头，因为摊子大，人多，成份复杂，又有牛棚，又有“阶级
敌人”。可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全是知识青年，也得抓出“阶级敌人”，也得要
搞出“新动向”来。这样清着，清着，就清到我头上来了。我是炊事班长兼上士，
稍微管那么一点儿帐，于是被列为“清经济”的重点对象，而且果然“清”出了问
题，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他们说，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每顿一角五
分），从来没有明帐。姜昆是炊事班长，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怕是笔了不起的帐。
我被送进了“监督改造队”，每天的劳动是打“条子”，备冬天的柴禾。
食堂的事不许我插手，怕我“报复投毒”。派一个排长监督我们这个队三名有
“问题的人”：一名是由于和女同志谈话过多，有“作风问题”；一名是团支部书
记“野心太大”，有要“篡夺支部领导权”问题；一名是我，有“经济”问题。这
样的日子我过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我觉着周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过去幻想过的天国，早在我的头脑
中破灭了。每天清晨，我还像当炊事班长时那样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去到野外吸
收新鲜空气，只有在这时，我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心灵上的宁静。
这个时候，我在炊事班养的那条狗从远处向我跑来，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
然后用它长长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磨来磨去。我想：他要是懂人事的话，大概也不会
理睬我了。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全是施以“白眼”。我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我向父母
说什么呢？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笔给团里比较了解我的副政委
写信，告诉他这儿进行着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求他上这儿来，把情况查清。
敢情“政治运动”在那时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副政委一个批条下来：
“调姜昆去三连”，就了事了。
三连的指导员知道我能搞文艺，他们也缺这方面的人，派一个小马车来把我接
走了。
六
1970 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
什么都新鲜。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
业的消息，更震惊了我。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他们
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我又问：“什么行？”他们说：“参军！”我
说：“我出身不好！”他们说：“现在部队不那么严了，现在缺文艺人才呀！”我
心中的火又烧起来，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
济南军区话剧团的一个伙伴，答应在那边为我活动。我则回到北大荒，积极地
投入准备工作。
在三连我又当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
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个小学校，点上蜡烛，
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剧本。
写什么呢？得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呀，可是我一点部队生活都没有。
一天，报上有一条新闻“越南九号公路大捷”。我脑子一动：我不能写个越南
题材的吗？过去看过多少遍《南方来信》这本书，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
的脑子里。我开始构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军队，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国的
“天蓝”号计划，剧名就叫《在天蓝号行动计划前面》。
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四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我的高兴劲儿
甭提了。尽管付出了心血，但整个剧本却全是凭空杜撰，多么幼稚的“创作”！
到了1971 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
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七连的帐目也查清了，根本没那
么回事。我的心痛快极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作出了向
“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9 月15 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
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
军区文工团。
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
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就在我擅自离开边疆的前两天，林彪叛国了。
这一年的征兵，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去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
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
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
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七
我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
“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
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叫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
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可是，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
道也不让我写了。我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
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
屋内，烟灰迷茫；
大爷一个劲儿整炕，
大娘进门儿就嚷：
“老头子，鼓捣啥？
屋里搅成这个样！”
“炕洞铺黄土，
熏肥一筐筐。
连年夺高产，
俺要献力量！”
“嘿！俺们一起干，
家里办个化肥厂。”
大爷忙掏炕。
大娘运灰忙；
鬓角眉梢挂烟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