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鬓角眉梢挂烟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
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
平的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
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开始传开了：“嘿！
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
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我拿着报纸，
看着自己的作品，手都颤抖了。我想，我二十刚出头，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
去做，我该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 年8 月份，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
事创作。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
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八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不错，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
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
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1973 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我写了一个故事《小王探亲》，讲反“返城风”的事。交给宣传队，没
人演。宣传队长跟我说：“姜昆，你演吧！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也算重操
旧业吧！”我同意了。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大家特别欢迎。
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
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
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
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
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
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
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
没有一会儿，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是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
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把观众们乐得
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
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
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啊！我想到了，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
中，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
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
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 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
2 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犄角
儿，闭上了眼。
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
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啊，……原来这么一安排，
“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
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
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
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
“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
不了多少！”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
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多浓呀！……”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那时，
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快4 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
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2 个小时，4 个小
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
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作了个梦，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
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九
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奋斗了这么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总喊我
爱艺术，我爱艺术，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我写了不少对口词，朗诵诗，
小剧，歌曲，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说句老实话，我从没细想过。
在我当了相声演员，有了一点小名气后，记者前来采访，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
底下的一段经历，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
粉碎”四人帮”不久，《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
着〈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三战校门》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
深刻的批判，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
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筛选的结果，我和另两位同
志合演的三人相声《大钢连长》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
队长。
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两报一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
篡改》的社论，我们当即组织学习。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一昼夜没睡，
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三战校门》，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
写一个贫农的儿子，在“文革”前被轰出了学校，“文革”中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
份进入大学，在1975 年的整顿中，又和学校的领导展开了斗争。为了赶“时髦”，
里面还在许多处用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个节目一演，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尖锐批评，相
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姜昆，你太年轻，你前
面的道路还长……”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我开始考虑我创
作的原始动机，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我开始怀疑了，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
年来习惯写“标语口号式”作品的真正价值……
后来这个节目终于参加了全国的调演，虽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认识到
《三战校门》的政治错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像写这个作品那
样去“创作”，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十
正当北京调演高潮的时候，赶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这场强烈的地震，把
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
临离开北京，家里人嘱咐我：“姜昆，现在形势紧张，写节目可得注意，千万
别在这方面出错。”又告诉我，正在给我办困退。当时，我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在
乡下，按北京的规定，可以调一个回到父母的身边，爸爸决定让我这个大儿子回来。
这件事，我早已经知道，因为困退的材料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到了兵团，可是兵团领
导一直没有批。我知道，领导确实是舍不得一个比较得力的文艺骨干离开。可是，
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愿意在他们希望之火上泼冷水。
代表队回到省城，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
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忽然，进来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
虽然心里坦然，但也仍有点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我刚坐进挎斗，
车就开了起来。车开得飞快，风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这时民警说话了：“别怕，
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我实在反应不过来，白白眼，看看他。只见他用一
只手拍拍我的脑袋：“马季！”呵，马季找我？！对了，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
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
当时我不敢相信。但现在，马季来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民警带我走上楼。一开门，马季、
唐杰忠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马季告诉我，他们去大庆
为一个会议演出，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我等着他们问。“你愿意当演员吗？”
“愿意！”“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愿意！”“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
“愿意！”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难得的机遇，我不允许我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
疑和疏忽。
马季、唐杰忠几乎是诉苦衷地说：他们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的“苗子”，想调
我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但是，当时要调一个相声演员，全要凭在当时适应那
种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他们说“渠道”他们可以疏通，可办手续，全得凭我自己
的“神通”。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有困退的材料，只要兵团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