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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了点名的演员在这个时候不能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奉献给人民，总觉得是非常遗
憾的事。拍电影的那点遗憾还没在头脑中消失，我们能不接受教训吗？
回到北京后，修改了业余曲艺作者王增贤的作品《棒打与溺爱》，我们自己创
作了《男子汉之歌》这个小段，反映还算可以。春节前夕，海洋局在北京召开“海
之春”文艺晚会，无论如何要请我们参加。我们谢绝，他们都快要哭了，一股劲地
恳求：“你们和群众见见面就行！”哪儿有这样的道理，演员在剧场和群众见面，
不说话，摆摆手就走，那不是演员演出，那是领导人接见。演吧，可又没有符合
“海之春”这个主题的节目呀。怎么办？写！临演出的前两天，我和文华熬了两夜。
我们忽然回忆起去年在青岛深入生活的情形。我们在水警区的海军基地舰艇上，看
着那么多的仪器，那么多观通装置，曾经闹过不少笑话。那么，向首都的人民，向
全国的观众介绍介绍我们的感受不行吗？两夜没白熬，我们写出了相声《船与海》，
在“海之春”晚会上演出，收到了非常强烈的效果。我和文华都暗自庆幸，因为没
想到逼出个还算不错的节目。就在上台前，我和文华还有一段小小的“摩擦”呢。
这个节目是我执笔的。后面，我安排了由我演唱一段苏小明的歌《军港之夜》，
然后安排文华朗诵歌词：“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儿睡觉，铺好被窝，
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背词儿的时候，文华问我：“这能乐吗？”我
犹犹豫豫地回答：“能……吧。”文华摇摇头，问我，“要是观众不乐怎么办？”
问得我也没主意了：“那……咱们先试试吧！”在正式的演出中“试一试”？我们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了工人体育馆那圆场中直立的两个麦克风……
《船与海》的演出出乎意料，或者说也在意料之中。文华一朗诵，观众哗然了，
笑声与掌声淹没了文华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几乎是在欢呼声中走下来。乐得我进后
台眼睛就去盯摄像机。摄像机正在摇向欢腾的观众。文华擦了一把汗问我：“这个
效果怎么那么强烈？”我喜形于色地回答：“苏小明的歌大伙都熟悉，您把她的词
一变，大家当然要乐了，因为生活中把您‘包袱’的条件全铺垫好了。”别看当时
说得那么有理，10 分钟以前，我的腿还直哆嗦呢！
这次演完后，文华老师跟我说：“以后我也得听歌了，得跟时代。”望着他深
邃的目光，我也在考虑：时代在前进，艺术在前进，要跟上前进的步伐，就要不断
地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任何一点放松，都会使自己成为落伍者。而任何一点努力，
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观众对我们一老一少，有点偏爱，那么热情地希望在各个晚
会和场合见到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我们得拿出
像样的作品才行呀。我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人民爱你，人民的
儿子。这股爱不是扭捏的、含蓄的，是热情的、奔放的。你，人民的演员，怎样去
报答人民的爱呢……”在1980 年的《北京晚报》上，我国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
寄语青年：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理解老一辈
的谆谆话语，那是告诫我们：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没有诀窍，靠的是
艰辛的劳动和对事业执著的追求。我在《姜昆李文华相声选》的后记中给自己立了
这样一道“军令状”：这个集子是1977 年到1980 年的作品。过4 年，我们再出
一本这样的集子。如果一本比一本强，我们就继续写相声、说相声。
如果真像俗语里说的“奶奶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我们就改行，该干点什
么就干点什么。这些话不是讨俏，是深思以后发自肺腑而说的。
自写出《如此照相》之后，我和李文华陆陆续续创作了不少相声，但是哪一个
的影响也没超过那一段。我们确实感到能保住不断地演出新的节目，就已很费力了。
我们也益发感到艺术的功力和造诣与观众日益对我们高涨的要求实在是不相称的。
但是，有的时候，对人们不理解我们的创作意图，也常常耿耿于怀呢。
1981 年的6 月份，我和文华来到陕西的歧山，这里有一个汽车制造厂。
和我同年级的许多同学，都分配在这里，他们有的当了车间主任，有的当了党
支部书记，大部分同学都是这个厂里的技术骨干。我们在这个山沟里呆了近一个月，
写出了相声《红茶菌与打鸡血》、《歌迷理发》和《想入非非》。
回到北京一实践，《想入非非》的效果不错，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8 月份
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北方片曲艺调演。
《想入非非》这个相声，写了一个青年人一心要写电影剧本成名。他把“水浒”
读成“水许”，不知道曹雪芹是男的还是女的。但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剧本搬上银幕，
目标是夺奥斯卡金像奖。漫无边际的幻想，促使他写了足足有四斤半稿纸的脚本。
结果投稿以后，电影编辑告诉他文化水平太低，基础知识较差，没有采用他的“大
作”。他埋怨这些编辑“不支持青年人的创作”，提出了“即使不采用也不要紧，
可以先把稿费给我嘛”的要求。结局是一气之下扛着剧本，到废品收购站卖废纸了
事。我了解这样的青年，他们看问题很敏感，他们的事业心很强。但是，他们缺乏
一种讲究实际的精神，遇到挫折以后就自暴自弃。我想通过这个作品告诉人们这样
一个道理：实际些，再实际些。
我满怀信心地来到曲乡天津。各路人马云集，济济一堂的情景，使我下决心要
在汇演中放响这一炮。那个时候，从观众到曲艺界的老师和同行们，都想看一看姜
昆、李文华拿出什么样的节目参加全国性的调演呢。
曲艺界的相互观摩可是个硬碰硬的场面。全是同行，有天大的本事，十个“包
袱”能“响”一半就算不错了。那天同行们观摩我们的节目，大概也有捧场的因素
吧，效果还算可以。在同行中能演成这样，我们的自我感觉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
一到讨论作品时，人们对《想入非非》的异议竟是那么多，使我感到十分突然。
曲艺界的评论家薛宝馄，曲艺作家王鸣录，都是我尊敬的老师。但我们在一起
讨论作品时，却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场面。这回涉及到自己的作品，我没有以诚相
待，因为我怕人家说我孤芳自赏，听不得不同意见。薛宝馄说我：“这个作品的主
题是两个，一个比较隐晦地嘲讽了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弊病，一个是直接嘲弄了一个
无知而狂妄的青年。但是两个主题没有有机地结合。”王鸣录则说：“要是我写这
样的青年，我要歌颂！那么敏感的洞察力，那么坚强的毅力（指写四斤半稿纸的脚
本），只要努力不懈，一定成功。你讽刺的正是希望。”虽然我仍是洗耳恭听，但
心里已经是忿忿然了：这样的小伙子，我认识的有一大堆。他们完全有可能对世界
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中国。曾经有一位小伙子写了一篇作品给我：“姜昆同
志，这是我一年多时间的血和汗汇成的相声。你如果不辜负我们这里姜昆迷及青年
对你的希望，你就把它说出来！”我看后，实在对不起，辜负了他的希望。甭说别
的，他写给我的信的地址是“北京体育团”，他不知道曲艺，他以为我们和体操队
大概住在一块儿了。我不能把美好的想象和成功的事实当成一回事。想与成，当然
有关系，但是中间有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就是我自以为是的
理论。
我寄希望于评比。结果是我的作品没有被评为一等奖，没有获得进京汇报的资
格。和许多作品一样，我们的《想入非非》只获得了带有安慰性质的全国创作、演
出二等奖。讲老实话，我是抱着夺一等奖的希望来的，落选后懊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真不服气。回到北京后，文化部负责演出的同志和我商量能在北京公演的时
候帮忙，参加演出。我回答：“人家都是一等奖，就我是二等奖，多寒碜呀。”过
了没多久，文化部着手组织国庆文艺晚会演出节目，点名让我参加。
我执意坚持要演《想入非非》，他们答应了。演出的效果很好，赢得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我没有用阿Q 的方法，俨然以胜利者自居。我在想：一个作品的成功与
否，也许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我寄希望于将来。
在这个问题上，几年来我一直是相当固执的。
四
1982 年的春节，我和李文华演出了反映计划生育工作的相声《祖爷爷的烦恼
》。群众拍手称好，计划生育委员会大加赞赏。其实，这个作品不是我写的，它的
作者是北京部队文工团的牛群和崔喜跃。
牛群是个有希望的相声作者。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提起要拜我为师，把我吓坏
了：“那怎么行，我还没出徒呢。再说你属牛、我属虎，你还是我的哥哥呢。”他
看我推辞，只好作罢，但是我们约定：互相帮助。他从他的军用书包中一下子掏出
了几篇作品给我。我当时在曲艺界写相声被人称为快手。记得在青岛时，常宝华老
师他们正在慰问部队，我们和他们住在一个招待所，早上临出发以前，我和他谈了
一个构思。晚上他们演出回来，我就拿出初稿向他征求意见了。第二天，又是这样
写出了一篇。到了第三天，他一进门就问：“把第三篇给我念念吧！”逗得屋里的
人全笑了。可是和牛群创作的作品数量一比，我自愧不如了。我选了两篇，一篇是
《祖爷爷的烦恼》，一篇是《鼻子的故事》。经过修改，我和文华把这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