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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但场面动人极了，当侯宝林、郭全宝两位先生走上两辆大卡车搭成的台时，
有几十双手在搀扶他们，当他们演完了以后，又有几十双手在迎接他们。
我们团的战士职工多幸福呀，他们看到了人民艺术家满腔热血为人民最动人的
一幕。
离开我们团的时候，大家要和侯先生合影留念，大家把他请到了正中间。
侯先生说：“今天我是来接姜昆的，你们团为我们团培养了一名相声演员。他
已经入门了，成不成材就看我们能不能像你们那样培养他。他也要离开你们了，所
以让他坐在中间，坐在你们团长的边上，我和你们大家站在后边，你们看好不好？”
大家哪肯答应，但侯先生主意已定。
最后，大家按照侯先生的意思照了一张具有非常意义的相片。我坐在那里表情
极不自然，不是冻的，是内心太激动了。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有
听人家摆布，坐在那个并不应该是我坐的地方。
不是杜撰的相声1977 年刚过完春节，我们广播艺术团要参加广州春季交易会
的演出。这是一场大型演出，总团非常重视，团部决定请侯宝林先生参加。
侯先生那时候有一段相声叫《采访记》，是讽刺当时当政的苏联领导勃列日涅
夫的。考虑到在广州演出，又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届广交会，是会有许多港
澳记者参加的，演这样的段子不合适，就准备换一个反映国内题材的。
马季老师刚刚从湖南的桃源创作回来，拿回一个作品叫《新桃花源记》，他为
自己的老师献了出来，请老师排练、演出。
考虑到郭全宝的年龄也比较大，跑动不方便，组织上决定让我陪侯先生排练，
像乒乓球队陪打一样，我每天到北京后海侯先生的住所，一天排练两个小时。
一排就是三个星期。
侯先生那时候刚刚解放不久，身体状况也不大好，记忆力有一些衰退，侯跃文
很为自己的父亲着急。
那年我二十七岁，跃文也不到三十岁。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劝劝老头，让
他不要打扑克，一码儿踏心背词儿。”我理解跃文，粉碎“四人帮”没多久，人们
盼望着侯宝林快点儿登上舞台。那时候电视里已经有了《帽子工厂》、《舞台风雷
》等相声，他想让父亲、我们相声的大师马上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侯宝林的作
品。他着急呀！
可这句话让侯先生听到了，他对我说：“你甭听他的，我在干校快十年了，十
年不许我打扑克，刚粉碎‘四人帮’，我玩玩扑克他也管。”他让我坐在他的旁边
耳语对我说：“大‘四人帮’粉碎了，我们家还有小‘四人帮’：
一个老伴，两儿一女，不让我喝酒，控制我抽烟，还不让我打扑克……”我孩
子般地问师爷：“听说‘文化大革命’您自个儿给自己糊个纸帽子，一斗您，您就
戴起来，而且人们一喊‘打倒侯宝林’，您就躺在地下，有这事吗？”师爷“卟哧”
就乐了：“可能吗？孩子，我都是反革命了，谁敢那么闹，那不是开‘文化大革命
’的玩笑，掉脑袋呀！那都是人们想象当中的侯宝林，神话的侯宝林。大伙那么传，
我可倒霉了，红卫兵斗我，天天问我：‘你自个儿糊的帽子呢？藏哪儿了？听说在
耳朵里？’你听听，这是侯宝林吗？这是孙悟空。”引起了话头儿，我乐滋滋地听
着，师爷乐滋滋他讲着，讲他在“五七”干校一段又一段带着眼泪的趣事儿。
“扫场院，让我用一个短把儿的大扫帚，我找了一个木棍绑起来，这样扫帚把
长一点儿可以省一点力，军管的干部非让我拆下来，说我变着法儿地抗拒改造，你
说这都哪儿的事呀！”“您不会找他们讲理？”我问。
“他们说了，你侯宝林那么能说，我们讲不过你，你老老实实干活就行。”
“其实就是不许您思想。”我这样理解。
“还有一回，许多老艺人都解放了，牛棚里除了我没几个了。晚上，坐在场院
上看电影，几个村同时放，放映员骑车送片子。一部片子没赶上，大家就坐在场院
上等。闲着没事，也不乱聊天，两只眼睛四处乱看，这样不找事。
“忽然，一位老评书演员冲着天上喊了一句：‘卫星！’所有的人一起抬头看
天空，果然，一个光亮的星星在缓缓地游动。这位老演员刚刚解放，心情比较高兴，
也加上许久不让讲话了，现在有了讲话的自由，所以比较亢奋，见他的一声呼唤引
来了那么多人抬头响应，他激动了。在这时候，他可能为了表现一下、可能为了突
出一下政治，他冲大伙指着那卫星说：‘国产的！’“尽管我是被管制的对象，我
心里还是‘扑哧’一下乐了。我看着管我的人员，也兴致勃勃地一边看卫星，一边
听这位老师解说，我就小声地问了一句：‘您怎么知道是国产的？’“我这是自己
找事，人家解放了，我还被管制呢，身份不同，自然引起了这位老艺人的义愤填膺，
他振振有辞地为‘保护祖国荣誉’正告我：‘第一，国产卫星比外国的亮！第二，
国产卫星不出国，到国边儿一拐把就回来！’“所有人都笑了，我不敢再说什么了，
心里说：‘不怪您，您就骑过三轮车。’”我已经乐成一团了，侯先生甜滋滋地抽
着烟，还沉浸在回忆过往的喜悦中。
他高兴吗？我估计他更多的是辛酸。“十年动乱”，多好的时光就在荒诞的一
切中逝去了，混灭了正常的思维，弯曲了人的良知。大师是搞讽刺艺术的，他的目
光较一般人更敏锐，他叙说的一切，在他脑子里不知转了多少个儿了，当着我晚生
的面，他没有过多的剖析，但从他淡淡的笑容中，我似乎觉得出他心中翻腾的万千
感慨。
由于侯老的身体原因，这次广交会的演出他没有去成，但是，我却有幸在他的
身边度过了三个星期。
侯宝林在香港
侯宝林率中国广播说唱团于1982 年赴香港演出，成为了那年一大新闻。
香港以及内地的报纸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标题都非常醒目《香岛刮起侯旋风》、
《语言大师笑话香江》、《侯派三代一齐到港》。侯大师在报刊上的照片也是仪表
堂堂，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妙趣横生。
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深深地刻着侯大师与我们普通的演员一样，在香港住简陋的
招待所，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拿着折扇大汗淋漓地造风寻冷的情景。
1982 年的香港，在这里工作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头脑里“左”的余毒还没有
肃清，言谈话语，工作安排，还带着很浓烈的“文革”的味道。
当时的一位领导在我们刚到的时候，给我们介绍香港：“同志们，这里不是香
港，是臭港，乌七八糟的什么都有，那些高楼大厦，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每一块
港市都有劳动人民的命的代价！”我们听了好害怕，侯大师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但是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偷偷地对团里的领导说：
“什么话都不能说得太绝对，臭港，既然是臭港，你把你自己的儿子、儿媳妇
全办到这儿工作，你怎么忍心让儿女一天到晚让臭味熏着？你再翻翻他的兜儿，准
有百十条命！”看我们疑惑不解，侯先生说：“每一块港币都有命的代价呀！”连
我们团里的领导都点头赞同，但这些话我们不敢说，除了侯大师外，谁也不敢说。
我们住在九龙的香港新华分社的招待所里。侯先生是大师，给他一个人分配在
一个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儿原来是个仓库，堆着好些东西。我们一般演员则十几
个人一屋，住上下铺。炎热的香江六月，我们屋里没有空调，只有几架电风扇，没
有洗澡的地方，一人发一个塑料桶。由于人太多，铺不够，我被分配在过道搭一个
行军床住下，马季老师还嘱咐我照顾师爷的衣食住行。
我们居住是封闭式的，不让外界知道。
侯先生每天都在记者的包围中。白天，有一些参观、座谈项目，晚上侯先生要
登台演出，闲暇还要接见一些来自台湾、美国，特为看他专程赶来的朋友。
六十五岁的老人，不容易呀！
日程的安排像风下的走马灯，不停地转。回到招待所，侯先生和我们所有的演
员一样，开会学习、讨论，吃大锅饭，拿每天十块钱港币的补助（当时合三块钱人
民币）。
侯宝林自己没说什么的时候，有一位内地的领导同志看不下去了，他向新华分
社反映了情况，问能不能改善一下侯先生的居住条件。
当新华分社的领导征求意见时，仍然被前边所说的那位“左领导”拒绝了，理
由是香港太乱，住在外面不安全，要确保侯大师的人身安全。
侯先生一个人坐在小仓库的床前，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抽烟。他赤着背，只穿
了一个大裤头。我给他打来一桶水，让他冲冲澡，他摇了摇头。我洗了一条手巾，
给他擦背上的汗。我一边擦，他一边抽烟。擦完后，侯先生心情沉重他说：“不应
该呀，他们不应该对侯宝林这样，我是块牌子，给我待遇好点儿是为国家争脸呀，
这是国家形象呀。记者问我您对香港的印象怎么样呀，我能跟他们说，这是臭港？
不能呀！我能说香港这地方太热，洗澡不方便，老用塑料桶打水冲凉？不能呀！”
我无言以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侯先生说完以后看看表：“该准备演出了，把衣服帮我穿上。”几个小时以后，
侯先生又谈笑风声地活跃在舞台上，把香港人逗得东倒西歪。
一位西方记者问侯先生：“听说大陆不许讽刺政府和领导人，您怎么看这个问
题？”侯先生义正辞严地回答：“每一个民族有它对讽刺的传统看法。我们对不正
确的东西就要讽刺，‘四人帮’四个人全是领导人，他们坏我们就讽刺他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