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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著名山东快书演员黄枫的儿子黄凯合作了几个月，由于他的关系办不到说
唱团，也作罢了。
我一个人耍单儿，深入生活形影孤单。
一个人去了北京的平谷县，住了两个星期写出了相声《红色园丁》，抽赵炎的
空余时间排了出来；电视录像以后就一个人奔向了大连，采访红旗列车长张波同志，
写出了《喜事》；与黄凯同志排完以后，又一个人奔赴卢沟桥附近的北京第二构件
厂住了半个月，这回，我写了两段相声。一个是《爱的挫折》，这是采访当时的北
京建委主任李瑞环同志，他指示我最好写一个反映建筑工人内心世界的相声，我几
次去工地收集素材才写出了这一段；一个就是我去北京中国照相馆照人头像，采访
了全国劳动模范姚经才同志，挥笔而就了后来一举成名的相声《如此照相》。
手里边拿了两段相声，排哪一个是小事，和谁排？总这么形影孤单地也不是回
事呀，我是说对口相声的演员，不能老是一个人呀。
我想到了李文华！
李文华老师虽然人已经到总团当办公室主任去了，可是说唱团还保留了一个他
的办公室，时不时的，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还翻翻资料，记点东西什么的。
那天，下午四点，记得天气好像已经有点凉意了。我轻轻地敲开了李文华老师
的办公室的门，他戴着老花镜正看报呢。
“什么事，姜昆？”李老师问我。
“我……”我还有点不大敢说，因为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如果剃头挑子一头
热，人家嫌我人微言轻，我的脸面可不太好看。
另外，这又是个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刻。今后，可能意味着我将有一个比较固定
的合作者，而这位合作者根本不像赵炎、黄凯那样，和我像一对伙伴、兄弟。那年，
文华老师五十岁，我刚二十八岁，我旁边站一个爸爸般的长者，观众看着习惯吗？
然而，这些天我已经斗争了好久，我考虑到文华老师对相声的热爱，我更欣赏
他表演相声中“蔫包袱”的风格。我认为，只要他能看得起我，同我合作，我会成
功！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但启齿时却还是有几分胆怯。
“我想和您一起合作相声，我这里有两个本子，一个是……”“姜昆，”文华
老师打断我，“你不是和赵炎合作的吗？”“他已经和马季老师合作了，他和马老
师、杨锡钧老师去长沙创作去了。”“黄凯呢？”文华老师又问。
“回哈尔滨了。北京人事关系冻结，调不进来。”“你征求过马季同志的意见
吗？”马季是我的老师，又是说唱团的团长，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他去长沙以前，我征求过他的意见，马老师连说了几个‘好啊’，不过他告
诉我得问您乐意不乐意。”我依然还耽着几分心地说。
李文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决不作勉强的事，决不作人家不乐意的事，而且在人
事上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周到得体。我站在李文华面前拭目以待。
“只要领导决定了，我没意见，只要让我说相声和谁都行！”李文华老师微笑
着平静地回答。
没有拒绝，答应了，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没有热情，也没有显出浓烈的兴
趣，又让我挺失望的；尤其是“和谁都行”这几个字，好像还让我的自尊心受了点
儿损害。
我从我的小书包里拿出我写的两篇稿子：“您看看，这是两篇我写的相声初稿，
我准备排练一下。”“上什么地方排？”当时，说唱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排练相
声全在下面，因为要一边修改，一边排练。再有，到下面，团里面有一天五角钱的
出差补助，这在经济困难的当时，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马季老师说，如果您同意了，他主张我们去三十八军，张家口宣化那边儿有
一个师的业余宣传队，可以安排我们食宿，也是个排演和深入生活的好基地。”我
拿出来马季老师给我写的地址、电话和联系人的条子。
李文华摘下眼镜，叠报纸，然后收拾书包。我不知道干什么，怔怔地望着他，
他把凳子放进办公桌内，拿起小纸条，对我说：“我去打电话，再安排办公室买个
车票，然后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就这么决定了？！
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却没有什么思想准备。随着李文华的小碎步出了办公室
的门，我边走边说：“对，说走就走，我也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去！”说完一看李文
华，他人都没影儿了。
三、我要当干部早当了，何必等今天呢在开往张家口方向的列车上。
李文华老师少了我和他商量合作时的平静，似乎有点儿兴奋。
他在餐车上买了二两白酒，就着一包花生米和我聊天。我第一次和李文华老师
在一起待这么长的时间，我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在听。
“办你来说唱团时，是我搞的外调。”李文华老师告诉我，“咱们团设在广播
部里，这里是一级保密单位，所以出身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得清楚。”这事我不知
道，如果没有和李老师在一起合作，他可能也永远不会对我说。
“我和你爸爸聊了半天，知道你是隆福寺这儿，东四牌楼附近长大的。
这地方我太熟了。冯乐福、孙宝才、王长友、王世臣都在这儿撂过地（一种摆
地摊的表演）。我没事就去听‘蹭儿’（不给钱站在边儿上看艺人表演）。
因为每天都和我爸爸上猪市大街等着找工作去。那儿原本是猪市，卖肉的，后
来成了人市，失业的都在那儿等活儿。‘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我
爸爸找着了活，我们就吃两天饭，找不着活儿，就饿两天。我是在东四牌楼小烟囱
胡同那儿生的，后来搬到拐棒胡同。
“我认得这点字儿全是小时候背‘三字经’、‘千字文’得来的。也许是守着
隆福寺，对相声、快板特感兴趣。大街上看着要饭的在店铺门口耍着牛骨头数来宝，
准停脚，瘾头儿大了。那要饭的词儿编得好：
‘……我求掌柜子给了吧，
时间长了你省不下。
要省您从大处省，
省个十顷带八顷，
要算您从大处算，
算个十万带八万，
我老傻也能算，
算来算去要了饭。
别看要饭搭拉头。
要饭不在下九流……’
“就这要饭的词儿，我听一遍准会，好像天生的穷命。“八岁的时候，小日本
鬼子到了北京。在灯市口有个教会学校，就是后来贝满女中的前身，在暑假的时候
招生，穷孩子免费上学。我去了，踏踏实实地学了点儿知识，念了两个学期的书。
“有一天，大中午的，学校的同学们用大板凳在操场围了一个圈，忘记了是搞什么
活动来着，我一看这个圆圈，想起隆福寺艺人撂地那场子来了，我不知上了哪股邪
劲，跑到中间学习相声艺人高德明来了，我给同学们唱相声里的柳儿：
‘……筐里个筐，筐里个筐，
闲来无事我出趟城西，
有一个古庙盖得出奇。
里面住的不是僧来不是道，
里面住的是一个小幼尼。
大徒弟名叫人人爱，
二徒弟名叫万人迷，
数着师父的名字好，……’”
李文华老师学得惟妙惟肖，把我乐得前仰后合，我哪儿听过这个呀！
李文华老师呷了一口酒说：“那时候十来岁，哪儿懂学校的规矩？同学们听了
也乐，我也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坏了，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师就站在旁边儿，
大伙乐，他瞪眼睛。他把我叫了出来，问我哪儿学的？我说，隆福寺听来的，他说，
我们学校教学生，不教要饭的，把我给轰出来了，轰出学校不敢回家，上哪儿去？
干脆，上隆福寺听相声去！”我听入迷地笑了，李文华苦苦地笑了。
猛然间；我想起一个问题：“您办公室的工作怎么办？您这主任一走，这办公
室……”“我这主任根本不是正式的。我不和你一块出来，上级的正式任命就下来
了。昨天我给王团长打电话，我告诉他您调我到说唱团是说相声的，要当干部，我
在工厂就当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四、您可别当干部，我跟着您好好学说相声吧
调李文华来说唱团这事，我听王力叶团长跟我讲过。
1946 年，李文华当了七十兵工厂的油漆工。这个工厂在1949 年就为解放军
生产枪炮了，改名为五四七厂，也叫兴平机械厂。
李老师爱相声，爱说唱，自然是工厂里的业余文艺骨干。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时
候，一身破衣服，总穿没有后跟的破鞋，又爱说爱唱，大家给他起外号叫“小济公”，
这个绰号一叫响，更增添了李文华本人的风趣色彩。
全国解放以后，李文华老师如鱼得水。他上夜校、补文化，到工人文化宫参加
业余文化活动。演话剧、演京剧，说快板、说相声。1956 年和1960年两次参加全
国职工汇演。第一次表演相声获一等奖，并结识了马季；第二次和董风同合作表演
相声时，加演了一段刚刚由报纸改编的相声小段《艾克答西方记者问》，在大会造
成轰动效果，一时间电台、报纸一通报道。
就是在1960 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年事已高，
准备告别舞台，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老团长王力叶同志决定选李文华去接郭启儒老先
生的班。
“我是在两年之内，四请诸葛。”王力叶同志谈起这段往事很激动：
“发现李文华这一难得人才之后，我马上和马季同志商量，请他探听李文华的
工作单位和职务，以便下手去‘挖’，生怕行动迟了，被别人抢走。
“马季说：‘这人我认识，1956 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时，他也参加说相
声，我们两都获得了表演一等奖。他是北京兴平机械厂俱乐部副主任，共产党员，
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