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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或者是8月的一天，宋庆龄因公入住上海人民大厦。这天傍晚，钟兴宝阿姨找到靳山旺，对他说：“靳同志，主子（指宋庆龄）刚才说了，隋同志今晚吃了药（指安眠药），有事就别再叫他了，一切（指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的事）由你做主就是。”
靳山旺知道隋学芳已不知什么时候患上了失眠症，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以致翌日头昏脑涨，不能好好工作。所以，他当时二话没说点头答应了。
当时，靳山旺与隋学芳各住一个房间，所以，那天靳山旺安排好一切事务回到房间后，就一个人美美地睡了个安稳觉。岂料第二天一早，他刚起床，床头的电铃骤响，老太太在那边召唤了。靳山旺连衣服也没换，就穿着睡衣直奔宋庆龄的房间。
宋庆龄已起床了，钟兴宝在为她梳理头发，见到靳山旺，她就一脸愠怒地劈头就问：“大炮，昨晚上侬上哪里去了？”
靳山旺一愣：“昨晚上我哪也没去，就在房间休息。”
“那么，昨天傍晚兴宝又对侬说什么了？”宋庆龄继续板着脸追问道。
靳山旺还是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了想，如实回答道：“昨天傍晚，兴宝阿姨对我说，隋干事吃药了，一切由我做主，还说这是侬叫她转告我的。就这些。”
“那为什么昨天半夜里汪济普（上海市警卫处处长）还打电话给他，害得他一夜没睡着，今天一早还感到头昏脑涨没精神？”
这一下，总算使靳山旺明白老太太的火气从何而来了，说到底，老太太是批评他没有执行她让兴宝阿姨转告的命令，失职了。
当下，靳山旺心底的冤枉气与无名火，就交织在一起燃烧了起来。
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呀！
想到这里，靳山旺再也忍不住，感到胸口那股冤枉气与无名火已把自己给点燃了，于是，他的脸色变了，嗓门也不由又大了：“汪处长打电话关我什么事？他隋学芳晚上睡不好又关我什么事？总不见得是我让汪处长半夜里打电话给他的吧？”言毕，他竟拂袖而去了，宋庆龄在身后连着叫他几声“大炮站住”，委屈至极的他只当没听见。
当天的餐厅里，宋庆龄没见到靳山旺来吃早餐，她的心里就不踏实了。于是，她忙令钟兴宝去找靳山旺来吃早饭。可是，钟兴宝回来禀报说，靳同志说什么也不肯吃早饭，还说气都气饱了呢。
吃过早饭，宋庆龄一行准备驱车去虹桥宾馆接待客人。
这时候，身为卫士长的靳山旺才突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板着脸出现在那辆苏联产的“吉斯”轿车的前座上。
宋庆龄知道靳山旺的小孩子气又上来了，所以当时没理他。
然而，靳山旺这天的火气特别大，上了车后还顺手用力一摔车门，“砰”一声响，硬把坐在前面的司机刘凤山吓了一个愣怔。
轿车一路前行，很快来到了虹桥宾馆。
异域历险萌生去意（4）
原来，今天宋庆龄要接待的是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王炳南的德籍妻子、一向被她称做“亲爱的王小姐”
的安娜·利泽。
在舞会上，宋庆龄见靳山旺总是绷着脸不高兴，便指名道姓地对靳山旺说：“大炮，去，你陪王小姐跳一曲。”
“我不跳。”靳山旺正在气头上呢，一扭脸，扔给老太太这样三个字。
一曲终了，宋庆龄又笑着向靳山旺建议道：“大炮，你那手钢琴学得不错了，去，显露显露。”
“我不会弹。”靳山旺依然绷着脸，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弹。尽管宋庆龄的话没有错，靳山旺这两年中确实已在老太太手把手的教导下，会弹几支曲子了，他的手也正痒着呢，但今天他因心里有气，就是不服从命令。
午饭就在虹桥宾馆里用。
但是，宋庆龄在吃饭时，仍没看见靳山旺。
这下，老太太可真急了。
刚放下碗筷，她就直接找到了靳山旺的房间里。
靳山旺正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到老太太进来，连忙坐了起来，但仍撅着嘴，板着脸，不理宋庆龄。
老太太哭笑不得，坐到靳山旺面前，劝慰道：“大炮，你这样就不对了，怎么能不吃饭呢？把身体搞坏了，以后连对象也找不到呢！”
以往宋庆龄和他开这样的玩笑时，他早就乐不可支了，可今天，这样的笑话仍使他笑不起来，只是打闷雷似的一扭脸：“吃不吃无所谓，找不找对象也无所谓，乱批评就不高兴！”
其实，这个粗中有细的靳大炮，还在开饭前，就已暗中偷偷地让饭店服务人员把饭菜送到他房间里去了，所以，此时他早已吃饱了。
“唉！”没想到宋庆龄长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大炮呀大炮，侬哪能勿想想，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有火不向侬撒，又能向啥人去撒呢？”
寥寥几句话，不由使靳山旺心里陡然一震：什么，老太太把我靳山旺当成她的亲人了？
顿时，“亲人”两个字，直烙向靳山旺的心坎儿，一股暖流涌了上来，刚才还是满腹的怨怼之气，此刻一下子泄了大半。他抬起饱含愧疚的双眸，不无动情地望着面前的老太太，嘟哝道：“可是，可是我有火，也只会、只会向侬发呀。”
乍一听，靳山旺的这句话似乎还在犟嘴，但实际上却已像自知做错了事的孩子在向宋庆龄认错了。就在那天，宋庆龄与靳山旺又订下了一个合约：就是以后他俩不论是谁冲谁发火，谁都不得当真，都要予以原谅，更不能为此赌气不吃饭与发脾气。
就在这一年，靳山旺在陕北的老母亲右胳膊上长了一个瘤子，宋庆龄知道后，不但多次催促靳山旺回家看看，还托人买来了名为“消块散”的中药丸，送给靳山旺，嘱咐他务必尽快带回老家给母亲服用。
尽管宋庆龄对靳山旺像个母亲似的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但这一切都已挽留不了靳山旺的心，他已萌生的去意，随着与隋学芳的三次矛盾冲突，已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
当然，促使靳山旺作出离开宋庆龄的决定的，还有他当时远大宏伟的抱负，有关这抱负，前面已经说到过，那就是靳山旺一心想到“五大书记”的身边去当卫士长，从而争取在政治上有更快更大的进步。
但是，真动了离开的念头后，他又舍不得了，心里总有种愧疚依恋的情感交织着。
因为通过这两年多来的朝夕相处，他与宋庆龄之间已产生了母子一般的感情，尤其是他不忍心因此而伤了老太太的心。
那怎么办呢？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既不伤老太太的心、又能如愿以偿另谋高就的办法呢？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1）
“可是，可是这样，我就得、就得暂时、暂时离开侬了。”见宋庆龄信以为真，靳山旺的心中笑开了，继续实施着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1956年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过去了。这一年中，有七十多个国家的客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政府代表团、贸易和文化代表团，以及私人身份来访的朋友。而宋庆龄除了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出访了印度、缅甸与巴基斯坦外，还于当年的8月15日，访问了素有“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度尼西亚，并在首都雅加达，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而靳山旺也因他忠诚地保卫了宋庆龄，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罗瑞卿亲授的任务，被中央警卫师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立三等功一次。
在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十几天时间里，宋庆龄在印度尼西亚华侨欢迎会、雅加达民众欢迎会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等场合，共发表了五场演说，累得她的荨麻疹又发作了。同样，也使靳山旺忙得团团转：因为但凡涉及到宋庆龄一切安全问题的大小事，他都得事无巨细地考虑与安排周到，就连宋庆龄在出访途中走路的节奏快慢、饮食数量与时间，她都会情不自禁地随着靳山旺的眼色行事。在三年多的生死与共的共同生活中，她已与这门忠诚勇敢而又聪敏机灵的“大炮”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
出访印度尼西亚归来，已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8月了。按常规，宋庆龄带着工作人员回到了上海，在空气湿润、早晚凉快的江南度过夏季。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总是根据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季节变换，巧妙地调节着自己的居住地。正常情况下，秋冬季她会居住在上海，春夏两季居住在北京。这也正好和她的工作特点吻合，因为每年10月1日国庆前，她的国事工作就开始进入了高峰时期。然而，“文革”以前，她却始终以上海为家。她曾经先后对李燕娥与周和康说过：“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下班。”“我喜欢上海，上海是我的家。”事实确也如此：每次宋庆龄离开上海到北京，周和康送行李到机场、在飞机舷梯旁和她握别时，宋庆龄总会轻声细语地嘱咐周和康说：“周同志，我要去北京开会，家里的事都交给你了，你要谨慎小心，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做好家里的管理工作。”
宋庆龄把上海作为她真正的家的原因还有：凡是于她有纪念意义的文物，她都要一件件收集起来，珍藏在寓所。但如果需要，她就会一件件地再从寓所搬出去，送到孙中山故居陈列与供人瞻仰。1958年8月26日，她把珍藏在寓所的玉石雕刻摆件“赤壁赋”一件，亲自交给周和康，嘱他交到孙中山故居展出，而且关照务必要小心谨慎地放在客厅壁炉架的正中位置，切勿损坏。过后不久，宋庆龄又把孙中山1922年北伐任大元帅时用过的指挥刀，连木盒一起，令周和康送到孙中山故居，放在餐厅壁炉架左首的琴桌正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