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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呀！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平时，只要宋庆龄身边的人有进步的机会，她都会一律忍痛割爱、予以放行的，她决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私利或好恶，而影响了人家的进步。如果自己以这个理由来遮盖，想必老太太会同意的。但是，上个月军校刚挑去了一批新学员，就是自己现在报名争取，只怕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点子有了，但靳山旺很快又陷入了困惑中，因为军校是不会随便在已开学几个月后，中途插进新学员的，就是有这个机会，也得一年半载之后。
但事到如今，去意已决且性子急躁的靳山旺，已顾不得这个问题了，他决定就拿这个借口，以组织上破例招生为由，达到离开宋庆龄、另谋高就的目的。当下，他抓住郝、刘两位为他出谋划策的机会，向两位领导兼朋友提出了几近要挟的要求：“这个主意好，老太太那边，我会自己对她说的。只是需要你们两位的配合，万一老太太问起你们来，你们就得假戏真做，至少不得戳穿我们的骗局。”
这不是联合欺骗宋庆龄、欺骗国家领导人吗？当下，郝与刘两人被靳山旺的这一军给将住了，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然而，没等他们作出回答，靳山旺的第二军就又将了过来：“两位领导，两位哥们儿，你们就成全了小弟这一回吧。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再在老太太身边干下去，心情只会更不好，只怕你们两位领导也脱不了干系。”
靳山旺这一番话，使郝与刘两位不由面面相觑，点了点头：是呀，这门大炮，他说的这番话倒并非没有道理，真要他继续捺着性子干下去，说不定会出事哪。到时候，他们还是难逃一个教育不好、严重失职的“罪名”。所以，在靳山旺软中带硬的“要挟”下，这两位领导只好将计就计地点头同意了。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3）
有了两位领导的掩护，靳山旺的决心更大了，终于，在1957年年底的一天，他怀着满是愧疚的心情，来到宋庆龄面前，鼓足勇气开了口。
“宋副委员长，最近，组织上，找我谈了，打算把我送到军校去学习……”
“这是好事呀，大炮。”果然，宋庆龄一听就高兴了，“你在我身边提了职，还从我身边送出去读书深造，这也是我宋庆龄的光荣呀！”
“可是，可是这样，我就得、就得暂时、暂时离开侬了。”见老太太信以为真，靳山旺的心中笑开了，继续实施着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这倒是一个棘手的现实。宋庆龄刚才光顾着为靳山旺高兴，一时没想到这个问题，不由顿时陷入了困惑中。但是，很快她就说服了自己，还是违心地答应了：“那又怎么办呢？侬还年轻，前途远大着呢，我总不能因此而成为侬的绊脚石呀。
好在读书只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是暂时的。”接着，宋庆龄反过来劝慰开了靳山旺，“大炮呀，侬就安心地去深造吧，安心地读书吧。我这里再不方便，也会自己克服的。只是侬毕业后，就马上回来，我等侬。”
“谢谢宋副委员长。”听到这里，靳山旺感动得眼眶都湿润了。
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事后他才知道，当时幸亏他与郝若瑜与刘骥平两位领导串通在先了，因为当天，宋庆龄就打电话给郝若瑜与刘骥平，向他们核实了这个情况。否则，只怕他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从此给老太太留下一个“撒谎作假”的坏印象呢。
老太太内心里十分不舍得这门她喜爱有加的“大炮”离开自己，为此，那天，她特意吩咐厨房的温师傅做了几个拿手菜，在家中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欢送靳山旺上军校深造。当时，隋学芳等几位年轻人，都出席了欢送宴。
在临别的宴席上，好几次，靳山旺与隋学芳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对在一起，但很快都像触电似的弹开了。隋学芳好几次站起来向这位与之同甘共苦、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小阿弟敬酒，而且每次都是满满的一杯子，并一饮而尽。
然而，离别宋庆龄的愁绪最终还是使靳山旺感到了难言的痛苦与依恋，当晚，他也喝了不少酒。
其实，靳山旺对自己调回部队后究竟能不能担任“五大书记”的卫士长一事还是心里没底，而且当时别说他自己了，就连郝若瑜、刘骥平这两位领导也不清楚。那么，靳山旺能否如愿以偿呢？他后来的政治前途与个人命运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如果说靳山旺当时离开宋庆龄是一时心血来潮，那肯定不准确，实际上，这恰恰是靳山旺的一种自信的表现。遗憾的是，靳山旺回到中央警卫师时，他一心向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这五位党的核心领导人的身边，早已配备了卫士长，一时还轮不到他呢。所以，靳山旺只得原地待命。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被组织上安排到沈钧儒身边当卫士长。
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起任民盟中央主席，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一个个子矮矮、美髯飘飘的老人，当时已八十一岁高龄了。他于1909年参与组织立宪国民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和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国会参议院浙江省候补议员等职，他是1936年和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六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的著名的“七君子”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得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尊重的革命老人。
撒谎的人总是心虚理亏的，靳山旺更是如此。他借口“上军校读书”，使宋庆龄信以为真，从而如愿地离开了老太太。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欺骗了如此喜爱自己的宋庆龄。所以，一想到此事，就不踏实，担心什么时候在北京见到宋庆龄。这样，不但他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使老太太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从而影响他和宋庆龄之间的感情，使老太太不再看得起他。
然而，正应了那句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话，同在首都中央领导层里转悠，又怎么能不见面呢？那次，国务院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务会议，靳山旺明知很可能会见到宋庆龄，但作为沈钧儒身边警卫的他，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护送着沈钧儒去了中南海。
果然，就在勤政殿门口，一手搀扶着沈钧儒的靳山旺，与刚走下“吉斯”的宋庆龄撞了个正着。宋庆龄一眼看见他后，更是不无惊奇地当场问道：“呀，大炮，侬勿是上军校去了吗？怎么在沈老身边工作了呀？”
幸亏靳山旺早有心理准备，见状，他一边迎将上前向老太太请安，一边不动声色地答道：“军校暂时不去了，领导让我先在沈老身边帮几天忙后再去。”
“原来是这样。”宋庆龄信以为真，笑着对沈钧儒介绍道，“沈老，小靳同志是个非常好的同志，当时放他走，我还真不舍得呢。”
“是的，是的。”沈钧儒一边捋着他那把美须，一边满意地点头笑道。
1958年10月10日，靳山旺与爱人薛莲花终成眷属，举行了婚礼。他因不想惊扰宋庆龄，所以没有把这事告诉一直关心着他的老太太。事后，宋庆龄很快知道了，并在又一次见面中，不客气地责备靳山旺：“大炮，侬怎么结婚也不通知我呀？”
“我不想麻烦侬呀，宋副委员长。”
“侬这个人呀！结婚是人一辈子的一件大事，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嘿嘿！”靳山旺被老太太责备得哑口无言，只会搔头摸耳地傻笑。
就在这年，因刘伯承元帅的原副官汪耀华有病不能工作，靳山旺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组织上调配到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当时，刘伯承住在南京玄武湖畔的鸡鸣寺，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这下，靳山旺可算找到了弥补漏洞的机会，一到南京，他就给宋庆龄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不无“狡猾”地写上了“我现在在刘伯承元帅的身边任副官”的文字。
信是南京寄出的，刘伯承元帅又时任军事学院的院长，靳山旺现在在南京读书深造的假象更逼真了。宋庆龄见信后，再一次信以为真，从心里为“大炮”的进步而高兴。
从此，靳山旺上南京军校深造的概念，就永远地留在了宋庆龄的印象中，直到她过世，也仍这么认为。
这时，步入花甲之年的宋庆龄的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纠缠着她，她不得不请了一位技术很高的男按摩师，每天为她按摩两小时治疗，同时采用冷敷和热敷的方法，治疗右眼上总不消退的麦粒肿。
刚柔相济忍痛离别（4）
担任着宋庆龄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的隋学芳，这时重任在肩。工作更充实了，他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肯定。好几次，宋庆龄在她给一些友人的信中，都提到这位忠诚的警卫秘书。如她在1957年5月30日致王光美的信中就这么写道：
“亲爱的王光美同志：
兹送上我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的照相一帧。还有二张照片是隋学芳同志在上海飞机场所摄的，一并送上，请洽收为荷。”
在给王安娜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了隋学芳。
这时，隋学芳已生养了三个女儿，大的名为隋永清，老二名为隋永洁。就是永清、永洁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女儿，后来不但给宋庆龄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与幸福，还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宋庆龄对因病长期瘫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