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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的校长担心中国的元首会耽误行程，试图劝说江离开。不过，这个曾两度想做一名教授的人正在自得其乐。“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江对周围的人说道，“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一位古代圣贤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江最后用毛泽东那句含义深远的话作为自己的结束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商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数字实在令人炫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1976年，中国80％的生产由国家直接控制，而现在只有大约一半。中国的经济正以灼热的12％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外汇储备极为充足。该国的体制正在向国内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商品。在1980年，民众每天购买600台洗衣机，而今他们每天吸纳大约4万台。13年前每天销售的电视机约1万台，今天则为7万台。没有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32节 改革的新基石
1993年3月27日，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向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一路攀升，并逐渐失去控制，在固定投资增幅46％的推动下，当年消费指数攀升了15％。江号召采取果断措施预防“经济过热，以免出现大起大落”，并补充说：“小规模的震荡不可避免。”
6月，江泽民来到邓小平家中，在紧缩计划中加强微观控制的做法得到了邓的支持。邓强调“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告诉江说：“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完全控制财政体系和市场价格，通货膨胀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
“令人惊恐的通货膨胀失控的阴影对江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回忆说，“我们如何才能既让经济冷却下来，又保持改革的动力？我们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诸如未经批准的集资和过多的信贷。江主席把朱镕基派去当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两人都认为必须压缩地方投资。
“1993年对江主席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负责编辑整理高层领导人的文件以及国家和党的重要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解释道，“经济过热不仅对改革而且对社会稳定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江主席必须引导中国经历步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现在中国正在试验一种新体制。”
“这是试验性的并且是有风险的，”冷继续说道，“一旦软着陆成功，最大的好处是向人们展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和享受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品、新货物和新服务，这更加证明了新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江泽民所取得的一个大突破。”
对于邓小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江泽民列举了当前的三个问题：腐败、收入不均和通货膨胀。前两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加快发展必须以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他说。
然而，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在实践中，他领导着经济改革。在理论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传播邓小平思想的研讨会。在军事上，他在一次同军队战略家们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军事思想应当被视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
可邓小平本人表明了在他看来纯属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厌恶。他对吹捧“邓理论”感到不悦，对颂扬他的展览表示不安，对给他塑像的计划感到不自在。“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他说道，“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些方面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改进和修正。”邓补充说，“我不是谦虚，仅仅是实事求是。”
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邓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1993年春季，江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一个受到保护的、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为政府献计献策。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江希望它们能成为改革的新基石。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创议人。他也想取得知识分子的帮助，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最后，通过为政治和经济理论设定议程，江加强了自己作为邓小平接班人的地位。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毛就是兼而有之，邓也一样。大约从这时起，江泽民思想将变得越加重要。
江授权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加强对媒体和艺术界的领导。媒体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报道敏感话题，“自由派”的影视作品将受到严格审查。按照江的指示，丁要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避免涉及那些会给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继续向世界开放示好。6月，江泽民写信给国际奥委会，重申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次申办后来没有成功：美国和另一些国家投了中国的反对票。）
几乎同时，江在会见泰国佛教领袖时，概括了2000年的中国佛教史，显示了他的博学。江重申中国宪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他支持中国和海外的教徒开展交流。
4月，江泽民授权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相应组织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高度透明的双边会谈。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谈是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最高层次的正式接触。
在类似的方面，围绕香港拟于1997年回归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3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访问中国，来处理一场由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民主改革”而引发的外交争执。在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后，江呼吁英国和香港商界注重常识。江主席告诉赫德，香港繁荣和稳定的最终保证是中国内地的巨大市场。在此之前的1月份，江对来访的香港客人说，“我们将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号是越来越多的选美比赛。虽然1988年江在上海当市长时被迫取消了一场选美，但是这种比赛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却越来越流行。选美曾一度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象征，而今在全国各地50多场选美比赛竞相登场。什么都可以编成一个头衔，诸如礼仪小姐、葡萄酒王后、空姐等等。深圳在5月份举办了自称是第一场全国性选美活动。这场选美表演是一种传统服装、奢华的晚礼服、T恤衫和紧身短裤的奇特混合。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33节 “银河”号事件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新茶话会上。
夏天，美国情报的一次失误显示了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态度。中国的集装箱船“银河”号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被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神经毒气）的违禁化学制品。出于对中国违反防扩散条约的怀疑，而货船的目的地又是伊朗，华盛顿方面指令美国海军战舰尾随货船，在彻底搜查前禁止其卸货。
一番你来我往的尖锐交锋后，江不得不出面告诉来访的美国人，“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当时研究东亚问题的美国情报官苏葆立透露：“这个信息没有传达过来。”虽然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通过渠道报告说：“江的声明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经搜查证明他错了，他的声誉就会大大受损。”但是，据苏葆立说，“华盛顿对江的声誉不感兴趣”。美国情报界的防扩散专家组织了这次行动，决定让中国公开出丑。他们仍然认定自己的情报而不顾江的声明。
敏感谈判的结果是同意由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小组对“银河”号进行搜查。美国专家不能登船，但可以向沙特人提出建议。用整整1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证明。
几周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缅甸以及朝鲜归为“反对国家”，即为威胁“民主圈”的国家。他毫不通融的对策是“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在中国，莱克的讲话被看作是再度证实了华盛顿对北京的纯粹敌视态度。苏葆立评价说：“中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争论，莱克的讲话打破了争论双方之间的平衡。”于是中国的战略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已经设定遏制中国的政策，以防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与此同时，江正面对指责，有人批评中国在“银河”号事件上“反应软弱”。江泽民抬出了邓小平“不寻求对抗，不挑起对抗，不回避对抗，不害怕对抗”的方针。他力图坚持邓的路线，与美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但这点正变得日趋困难。正当江主席即将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会面时，中美关系已经朝错误的方向走去。
1993年11月17日，江乘坐中国版的“空军一号”专机离京赴美访问。这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江的目的地是西雅图，他将在那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并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举行精心安排的首次高峰会。数月前，江已告知中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说，中国的目标是“把与美国的关系全面恢复到1989年6月4日以前的水平”。
江泽民不顾来自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