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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来规劝同治皇帝，毫无效果。
同治可以不受规劝，但无法漠视财源之不继，往往发生工已开而钱未到位的窘境。虽有一些私人捐献，但沧海一粟，无济于事。如1874年的5月里，捐得三十万两，然所需则高达数千万两；二三十万两已见竭泽而渔之弊，令许多官宦之家，不胜负荷。更有甚者，重建圆明园除钱以外，尚需有钱也难以买到的巨型木材，同治曾向两湖、闽浙、四川一带的地方官，索取巨木三千，但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总督王文韶均无以为报，因两湖沿江木材，早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砍伐殆尽，故李瀚章奏称，唯有到贵州山区原始森林中去采伐。深入山区固已不易，运输至京，难上加难，根本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塞责而已。其他各省也无木可献。绞尽脑汁搜寻巨木，终于导致一件丑闻，奸商李光昭以捐献木材为名，到处招摇撞骗，牵涉到内务府。军机处要求直隶总督李鸿章彻查此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李光昭利用皇帝求材心切，谎称有巨木可献，以骗取特权，同时还骗了外国商人。审判结果，李光昭于1874年9月28日被判死刑。不过在审判过程之中，好几位内务府大臣涉案，清廷于窘迫之下，不得不驱逐陪李光昭到华南去招摇撞骗的长龄，以及将内务府大臣贵宝、崇纶交部严加惩处。这是一件因修园而引发的大案，不仅于道德有愧，而且犯了刑法。
然而，丑闻之起，毕竟是由于皇帝一心一意要求修园的缘故。于是反对将大笔银子花在园工上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大员，有更多的口舌；要求停工以爱民的呼声，更强而有力地挑战同治修园的孝心。在此情况之下，恭亲王伙同其他三亲王，文祥、宝两军机大臣，以及沈桂芬、李鸿藻两军机，奏请立即停工。要点有三：户部财力已尽，根本无法筹付内务府估计的一千万两到两千万两的修园费；内外反对园工的声音，不容忽视；修复紫禁城旁的三海，既可省钱又能奉养太后。并立即求见。同治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固难再伸，孝顺皇太后的借口，也难再自圆其说，可谓一败涂地。此一君臣相会，十分紧张，同治于气愤之余，冲动地要把皇位让给恭亲王，害得诸王痛哭流涕，吓得文祥跪地昏厥。修园的欲望终于被现实所击溃，同治帝终于1874年9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完全打消修园的念头，不得不诏令无限期停修，残破的圆明园从此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至八国联军之役再遭巨创之后，圆明园更加日渐毁损消逝，以至于成为废墟，昔日繁华，仅成追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圆明园之衰亡，主要由于外力入侵而遭摧毁，与历史上其他名园的没落，殊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圆明园的一个叫清漪园的属园，修复为颐和园，留存至今。
第一部分中文版引言（3）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清廷痛心疾首，给咸丰皇帝、恭亲王、慈禧、同治等直接“受害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此种掺杂了羞辱、愤恨、不舍等复杂的记忆，固不限于皇室成员。英法联军入侵都城，焚烧园林，必然会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痛苦印象。京城的士大夫亲见夷兵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烧杀抢掠，强暴妇女，悲惨万状。他们目击了代表西方文明的英法联军如何蹂躏自己的乡土，而整个惨剧中最具体的印象，莫过于火烧圆明园。后来做到湖南巡抚的陈宝箴适在京师酒楼，亲眼见到西边火光浓烟，不禁痛哭失声，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对圆明园消逝的伤感，以及痛苦的记忆，恐怕绝不下于清朝皇家。事缘自圆明园焚毁那一刻起，中国士人并不认为此园仅仅是满族皇帝的私产，与己无干，实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灿烂的象征，而竟遭西方帝国主义铁蹄入侵，无情摧残，而引以为耻。当时的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是要刻意羞辱“野蛮的中国人”。参与此役的英国格兰特（Hope Grant）将军即以狠狠“打击了中国的骄傲”为得意，要中国人知道，“绝非欧洲人的敌手”。外国人大都无法理解中国何以要利用圆明园作爱国主义宣传，甚至加以嘲笑或谴责。然而中国人受挫之余，自然会产生同仇敌忾之情，并将此痛苦的记忆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将毁园作为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的宣泄点，并表现出重建圆明园以雪耻图强的强烈欲望。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积极建设，也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欲使之成为中国人集体的耻辱记忆。公元2000年8月，北京市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定了圆明园公园整体保护的格局与框架。其范围横跨圆明园东西路，南北向则自清华西路到规划公路五环，面积达458。9公顷。也许作为凭吊之用的所谓“遗址公园”，更具悲情之美感；若一旦整体修复，似旧物而实非旧物，反而会磨灭历史记忆；如果手艺难以达到原有的精美，则更会有画虎不成的丑恶感。
无可抵挡的汹涌西潮，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规范；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正负两面，都在几代中国人面前展露无遗，圆明园的被抢、被烧乃是最活生生的一个阴暗例子，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记忆与感情，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去理解。在园林史上，也许没有别的园林蕴涵如此丰富的记忆与情绪。
汪荣祖
2004年6月25日
写于嘉南平原
第一部分自 序
我对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产生兴趣是从1981年的夏天开始，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附近游览它的遗址。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阅读并收集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著作和论文。在1986学年，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准许我跟建筑学院的王绰教授一起讲授以圆明园为主题、为荣誉学生开的课程。我从王教授和班上同学的相互讨论里，受益匪浅。在同一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再一次探访圆明园，并且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读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原始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教授热心地帮我安排，从这些档案中帮我抄录了好几百页的文件，对此我深表谢意。
由于研究这座帝王宫苑的兴趣不断增长，促使我以此主题写一本书。在多年的准备的日子里，王教授一再给予我很多帮助。尤其在他的指引之下，建筑学研究生郁欣白先生为这本书绘画了很多既生动又专业的圆明园景观图。我要对他们两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钱钟书教授（1910—1998）的北京寓所，先后四次得见这位近代中国词锋犀利的伟大学者。每一次他在许多主题当中，就清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宫苑作出幽默和博学的评论时，都让我有五体投地的感觉。我将永远珍惜与这位最受人钦佩的学人曾经共度的时光。
我要感谢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历史学院的沙培德教授（Peter Zarrow）（译者案：现已改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在1997年花了他宝贵的时间帮我阅读这本书的初稿。他很热心地给我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更多的鼓励。我并希望能对两位匿名的评阅人所提供的批评和建议，表达我的谢意。在修正书稿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我虽不相识，但她热心地从天津发出电子邮件，回答我的查问，并且为我把查问转达给人在巴黎的维珍纳·蒂瑞丝（Regine Thiriez）博士，因而能够及时读到她有关圆明园焚毁的新书：《洋鬼子的镜头》（Barbarian Lens），作为有益的参考。中兴大学的孙若怡博士在1998年那年，慷慨地送我一份她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影印本，内容是有关圆明园内的欧式建筑部分，及时给我相当有用的资料去提升我手稿的若干内容。
在1998年的春天，应熊秉真博士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向她的同人和来自北台湾各县市的学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我有关圆明园的研究。一个小时的报告和讨论，让我获益良多。我的讲演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由熊博士合编的一本论文集里。
我也要感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的执行编辑派翠西亚·柯士比（Patricia Crosby）对于出版我这本书的热忱。总编辑池田万纱子（Masako Ikeda）和文字编辑罗比恩·史云思（Robyn Sweesy）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在安排和编辑工作上的专业态度，让我感到十分幸运能与他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最后，我要感激我的妻子陆善仪帮助我为这本书绘制一些有用的图像和地图。
第一部分导论（1）
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它的兴起，跟康熙大帝（在位期间1662—1722）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崛起是并行的。圆明园总共耗了一个半世纪无休止的营造，成为一座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从未有过最雄伟的帝王宫苑，可说是伟大中华帝国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这座巨大的庭园在来华传教法国神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的眼里，可真是“人间天堂”（a paradise on earth）。
“圆明”这两个字在字义上是“圆融和普照”，意味着完美和至善，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佛语。引用著名的唐代僧人玄奘（公元600—664）所说的，赡部洲中释种净饭王第一夫人，今产太子悦豫之甚，因为他将是大彻大悟之人，当证“圆明一切智”1。康熙和雍正两帝喜爱佛学，是众人皆知的。康熙被誉为“佛心天子”，而雍正也称自己为“圆明居士”，因此，康熙选择这个富有佛学意涵的名词作为宫苑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