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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来读书，这个决定没有错。他多年来倾注在侄子身上的心血没白费。他对得起他的兄弟，对得起季家的祖宗。这回侄子真的要成龙了。他没有流泪，而是内心充满自豪和骄傲。年轻的妻子，抱儿牵女，望着丈夫，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想说：看看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有多重。你一走，担子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盼望你早日学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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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亲去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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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离别。没有过多的话语与激动的场面，然而在默默中，离愁别绪却似惊涛骇浪般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汹涌翻滚。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没有流出来，硬把泪珠子强压在肚子里。他没敢多看亲人一眼，扭头就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眼前一闪，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在洋车里，季羡林心乱如麻，思绪万端。他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的子女。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同亲人们一样，万里投荒，前途一片茫茫。
季羡林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同行六人，都是此次考上“交换研究生”的清华同学。其中包括后来当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乔是哲学系学生，比季羡林高两级。在校时，乔冠华经常腋下夹着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同道，季羡林虽与乔冠华认识，但不熟。这次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悉起来。当时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国领事馆去办签证。手续很快办完，又回到北京，只等出发。
季羡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等待出国期间，他首先去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因为是冯先生从中斡旋，中德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才得以成功。其次是拜访了蒋廷黻先生。据说他在签订合同中，也出了力。蒋先生还恳切地劝他，德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慎行事。季羡林对师长们的叮嘱表示十分感谢。他还拜见了景仰已久的闻一多先生。这是他第－次同闻先生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到十一年后，他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但是闻先生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季羡林住在清华工字厅招待所等待行期。此时正值暑假，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空荡荡的，但风光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花迎风开放，西山紫气冉冉升腾。然而，风光虽美，季羡林的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他还经常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在这里海阔天空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臧否古今人物。曾几何时，这－切都已成过去，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不禁感伤起来。
终于到了启程的日子。
当时到欧洲去，没有飞机，海路又费时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乘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六位留学生就是走这条路线赴德国去的。
8月31日，朋友们把六位留学生送到前门火车站。－番祝福，一番叮嘱之后，火车开动了。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祖国。此时，季羡林脑海里忽然浮出一句古诗：“万里投荒第一人。”可见其时他对前途一片茫然的心境。
火车到了山海关，进入“满洲国”。停车，办理入“国”手续。交出三块大洋的“买路钱”，继续行驶。第二天早晨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要停留几天，留学生们纷纷置办长途旅行的食物，因为餐车上的食品太贵，不是穷学生们吃得起的。每个人买了七八斤的大“裂巴”（俄式面包），一两根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配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装在一个大篮子里。这就是每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八九天的全部食物。9月4日终于登上了苏联的西伯利亚火车。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六个中国留学生，住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火车奔驰在松嫩平原上，车外一望无际，只有草原，没有山，乍一看，像似风平浪静的大海。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是乘船在大海里漂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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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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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车到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下来，接受苏联官员的检查。苏联官员视一切外国人为“可疑分子”，对每个外国旅客投以怀疑的目光。这使初次出国的季羡林心中甚为不快。检查行李之仔细，也大出他所料。连一把极其粗糙的铁水壶也要翻来覆去，又敲又打，怀疑其中是否有”夹壁墙”。季羡林年轻气盛，气愤得几乎要同苏联官员争吵。所幸旁边的一位外国老年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用英语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才把怒气压了下去。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
检查完了，毫无所获。列车终于在横亘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飞驶。一路上，六个阅世未深的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从陌生到熟识，最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八九天连续吃着大“裂巴”和香肠，吃得倒了胃口，难以下咽，但是由于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铺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也就对眼前的这点困难毫不在乎，车厢里始终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转眼过去了八天。9月14日，车抵莫斯科。
莫斯科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是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即使像季羡林这样并非革命者的青年，对一睹莫斯科的真相，也是颇感兴趣的。但是他心里仍然有一点矛盾。原因是他本来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心存疑问，对当时苏联的做法很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了让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当然包括六位中国留学生）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洗一洗脑子，转变一下世界观，总要找出各种借口，让国外来的列车在莫斯科停上一两天，以便参观市容。
他们一群外国旅客被送上一辆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打扮首先让季羡林吃了一惊。她年轻貌美，白脸长身，穿着华贵，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这同季羡林想象中的“普罗”小姐完全不同，倒是和资产阶级小姐毫无二致。导游小姐用英语讲解。车子开到一个地方，眼前一片破旧的大楼，导游小姐说：在第几个五年计划，这座楼将被拆掉，盖上新楼。车子到了另一个地方，她又说，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片地方将被拆掉，盖上新楼。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地方，导游小姐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只是神色更加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结果一座新楼也没看见。这使季羡林很失望，他质疑：“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在赤都，他除了受到“五年计划”之类的教育外，别无所获，留下的印象并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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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柏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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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跋涉，9月16日早晨8点，火车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这里是季羡林这次万里长途旅行的目的地。到达柏林意味着他旧的生命的结束，新的生命的开始。
初到柏林，刚走出火车站，他便感到一阵惶惑，既兴奋好奇，又忐忑不安。脚下踏着的分明是光滑的柏油路，却仿佛踏上了棉花一般。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中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清洁的长街上，自己宛如陷进了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之中。从当时落后的中国，一下子来到繁华的柏林，真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
清华老同学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为季羡林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当时的德国人，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一般来说住房都比较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或外国大学生。出租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出租空房，而是出租房间里的一切东西。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连面巾、浴巾之类都不需要。房间里所有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这些工作，即使是教授夫人也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干净，天下闻名。女主人一天到晚，擦这擦那，忙个不停。房间里窗明几净不必说了，连楼道也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也天天打扫，而且用肥皂水洗刷，在地上打个滚儿，衣服都不会弄脏。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纤尘不染。这一切给季羡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曾经有人这样概括德国人的性格：守时，勤勉，节俭，忠诚，清廉。这样的概括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有着内驱力的民族，一个跌倒了还能够爬起来的民族，一定有一种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在起作用。季羡林对德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德国人总的说来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季羡林的性格同德国人的性格，本来就有相似之处。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年，与德国人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自己也多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季羡林到柏林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补习德文。虽然他在清华学过四年德语，而且得了八个“优”，但是到了德国还是张不开嘴。于是，他和乔冠华一起，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天天去上课。讲授德语的赫姆教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令季羡林很敬佩。在9月2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教授名赫姆，真讲的太好了。我这是第一次听德文讲书，然而没有一句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