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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在9月2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教授名赫姆，真讲的太好了。我这是第一次听德文讲书，然而没有一句不能懂，并不是我的听的能力大，只是他说的太清楚了。”可见这位教授水平之高。季羡林到柏林后，天天同乔冠华一块儿听课，吃饭，访友，购书，游婉湖和动物园，形影不离。他俩很谈得来，有时闲谈到深夜，季羡林就睡在乔冠华的住处。他们同一般中国留学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很少往来。
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因为赴德留学回国后很吃香，许多大官和巨商都把子女送到德国留学，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等人的子女或亲属都在德国留过学，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这些“衙内”和纨绔子弟，大多只挂个留学生的名，根本不去听课。每天吃喝玩乐嫖娼妓等。他们只要会说四句德语，就可以在柏林应付裕如。每天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家中餐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几圈麻将，就到了午饭的时候。午饭后，提着照相机，相约出游。吃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一句“再见”，德语学习就算完成了。他们认为自己是“衙内”、“少爷”，摆出一副狂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神态，令人厌恶。
最让季羡林无法忍受的，是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餐馆的吃相。一次，他与乔冠华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很安静的，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中国留学生把祖国的“国粹”，带到万里之外的柏林，让德国人吃惊之余，嗤之以鼻，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从此，季羡林和乔冠华再也不去中国餐馆吃饭了。对柏林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季羡林在10月17日的日记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在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人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季羡林当时曾动过写一本《新留西外史》的念头，可惜他在柏林只呆了一个多月，这部作品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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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柏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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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在国外的丑恶表现和恶劣影响，季羡林始终耿耿于怀。1946年，他回国后，还专门写过一篇《论自费留学》的短文。文中写道：“这些人物（纨绔子弟）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这段话今天读起来确实有点幼稚，实际上不让这些“衙内”、“公子”出国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季羡林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爱国痴情，却又令人感动不已。当然，高官巨商们的子女，也并非清一色的都是纨绔子弟。如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就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章用出身世家大族，书香名门，却没有一点纨绔气，他同季羡林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中国自清末有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后，百余年来，无论留学东洋或西洋的，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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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哥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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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柏林呆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德国学术交换处分派到哥廷根大学去学习。1935年10月31日，他从柏林到了哥廷根。本来只打算在哥廷根读两年书便回国，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住的时间之长，在他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哥廷根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哥廷根是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其中大学生占二三万人，是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哥廷根大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为德国的学术作过极大贡献。小城里洋溢着文化和学术的气息，是一个学术乐园，一块文化净土。哥廷根又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德国。东面山林密布，绿草如茵。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不刮大风，空气永远清新，天空永远透明。古代的城墙依然保留着，上面长满参天的橡树。街道洁净如洗，房子多是四五层的中世纪建筑，典雅，朴素，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之外，任何消遣娱乐的设施都没有。哥廷根是一个读书的理想城市。季羡林一来到这里，便喜欢上了这座小城。
他住进了一对德国老夫妇的家里。房东姓欧朴尔，男主人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个典型的德国人，老实得连话都不大肯说。女主人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善良得像慈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于是就把儿子住的房间租给季羡林住。季羡林和两位老人晨昏相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一住就是十年，从未搬过家。
到哥廷根的第二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从这段日记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读书环境，而他希望研究的学问是“读一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也就是说，此时，他对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已经明确，就是研究古代文字。不过，究竟研究哪一种古代文字，尚未确定。何况，这种“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古代文字很多，如希腊文、拉丁文、古埃及文、希伯来文、梵文、巴利文等等数不胜数。究竟学哪一种古代文字，还要视大学开设的课程而定。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无需经过考试，便可以想入哪所大学，就入哪所大学。入学后，愿意读哪个系，便读哪个系。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学工科的可以选文学。可以选一门，也可以选十门八门课。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可以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请教授签字。有的课结束时还需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甚至一学期换一所大学。经过几次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学科，这时才安定下来，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论文写完了，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博士学位并不是轻易能拿到的。德国教授要求十分严格，就连博士论文题目，教授也要反复考察学生，最后确认学生有能力完成，才会把题目给学生。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涉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写论文，或者写的论文通不过，那么，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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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梵文、吐火罗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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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就是在这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学习的。第一年，他选了希腊文，另外又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自学拉丁文。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学希腊文有些动摇，想改学古埃及文，又犹豫不决。正在彷徨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他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位教授开的课程表。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万分，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在清华读书时，他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当时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是因为国内无人能开此课，而无法实现。现在真是天遂人愿，“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学梵文的动因是：“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可见他当时选择学梵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决心既下，1936年开始，他便选了梵文为主修课程。5月26日，他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堂梵文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非常年轻，也就三十七八岁。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是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的专家。他虽然年轻，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颇有名声。选梵文课的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还是个外国人。季羡林开始时有些担心，怕教授宣布不开课。因为当时国内外有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名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不但没有宣布课程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正式讲起课来。尽管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