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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vagga、Dighanikaya等来对比。结果是，新本里面几乎没有不定过去时，旧本里则有不少。这些老本里面的不定过去时，到了新本里，则被其他形式所替代，有的是过去时，有的是未完成时。这同样的现象我又在其他佛典中发现，比如Divyavadana、Lalitavistara等等。之后，我又考察了许多佛典，包括巴利文佛典、大乘佛典在内，专门探讨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现象。结果是一样的。我的结论是：老的佛典中不定过去时多，而新的佛典则少，甚至根本没有。
以上讲的是时间问题，佛典产生的地域有没有问题呢？我的极其肯定的回答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没有所谓Urkanon（“原始佛典”，Luders常用这个词）呢？西方梵文学者对此有完全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说有，一派说无。前者的代表人物是HeinrichLuders，后者则以一部分德国学者和一部分法国学者为代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我自附于Luders一派。真理并不决定于人数的多少，有时候，特别是一种新学说初出现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两人手中的。我认为，Urkanon就是如此。Luders曾在很多地方讲到“原始佛典”的问题。他逝世后由他的徒弟，我的老师Waldschmidt把他生前想写而且也确实写成了关于Udanavarga的文章（此文由于战争关系已丢失）的侥幸留下的卡片等东西编纂整理成了一部书《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dachtunguderdieSd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充分说明了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特点。有这样一部原始佛典存在，是无可争议的。……据我的看法，Luders所说的佛典决不是像后来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的整整齐齐的经典。“原始佛典”的形成，应该同中国的《论语》差不多。孔子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牢牢记了下来，结果就形成了《论语》这样一本书。释迦牟尼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他经常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记在脑子里。与孔子时代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时代印度还设有文字，弟子们只能依靠记忆。佛祖最初讲的不出他在菩提树悟道时想到的那些“道”，不出十二因缘、四圣谛一类。他经常讲，弟子们记在心中。以后就以此为基础，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最后才形成了具备经、律、论的《大藏经》。西方一些学者反对“原始佛典”的一些说法，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上面想象的那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过程，硬说释迦牟尼刚涅槃以后不久不可能有完备的佛典。Luders从来没有说过有完全成一套的佛典。我同意Luders的说法，我要捍卫他的说法。在欧洲一些国家，只有少数德国梵文学者反对这种说法。在法国和比利时，则几乎所有的梵文学者都反对。我发现，欧洲梵文学者中，门户之见还是相当严重的。我并不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才成为“德国派”的，我的无上标准就是真理。我总感觉到，欧美一些梵文学者，方法不严密，偏见根深蒂固；同他们写文章辩论，好像是驴唇不对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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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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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对“原始佛典”，他们也就反对“原始佛典”最初是用东部方言，Luders称之为“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的。Luders在上面提到的那一部大著中以及在许多论文里，都十分明确地讲到东部方言的特点，详细的例子请参阅该书。其中最明显的，简直是无法驳倒的，我认为就是名词阳性复数的体格和业格，甚至阴性名词也包括在里面。古典梵文名词阳性复数的语尾体格是ah，业格是an，而在东部方言里则变成了ani，体业相同。如果仅有少数几个例子，可能解释为词类变换，由阳性变为中性，因为中性名词是这样变化的。但是例子极多，多到无法用词类变换来解释的程度。一个崇尚实事求是的学者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不然，有一些学者，举不出理由，硬是不承认。
我是笃信有一个最初用东部方言纂成的（还不能说“写”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原始佛典”的。我在同一部佛典的较古的部分中找到许多东部方言的特点。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原始佛典”的语言是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我着重寻找了古典梵文阳性和阴性名词复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是ani的单词，数量颇大。（请参看《印度古代语言论集》，28l页—290页。）这样大量的例子，西方一些梵文学者硬是视而不见，殊不可解。抱这种态度来研究学问，真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总之，一句话在这些有东部方言特点的较古的部分中，不定过去时也就多。到了东部方言特点逐渐消失了的新的部分，不定过去时也逐渐为其他语法形式所取代。因此结论就在眼前：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最初流行于东部方言纂成的接近“原始佛典”的一些佛典中。在晚出的一些怫典中就构成了两部分中的较古部分；在较晚的或者较新的部分中则逐渐消失。我个人认为这个结论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
但是，有的学者，比如Lamotte之流则表现了颇为奇怪的态度。他对我提出的那一些东部方言的特点，横挑鼻子竖挑眼，挖空心思，找出个把例外，以期推翻全部例证，方法既不周密，论证亦复牵强。说实话，这种治学方法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恭维。我已经习惯于德国学者（有少数例外）的那种坚实、周到、细致、彻底的，几乎是滴水不漏的治学方法，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梵文学者，比如Edgerton、Lanotte等等那种轻率的作风，总觉得不是味儿，总觉得，做学问不该这样子。
季羡林这四篇论文，第一篇由西克教授推荐，发表在著名的《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第二篇和第四篇，分别由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推荐，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熟悉德国学术界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两份刊物都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刊物，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多是院士一级的学者。季羡林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至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是极为罕见的，也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可惜由于原文是德文，在国内读过这几篇文章的人数甚少，介绍季羡林学术成就的人，也大多因为不懂德文、梵文、吐火罗文，而无法介绍。自己的得意之作缺少“知音”，使他感到无奈。为此，他感叹道：“说句老实话，我真感到多少有点遗憾，有点寂寞。”
时间到了1945年春天，二战局面急转直下。美英和苏联的大军，从东西两方面攻入德国境内。德国军队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4月8日，美国坦克终于开进了哥廷根。这一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Keller（指种鲜菌的山洞。当时作为防空洞使用。——笔者注）里非常冷，围了毯子，坐在那里，只是睡不着。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许多人在里面，而且接二连三的往里挤。后来听说，党部已经布告，妇孺都要离开哥廷根。我心里一惊，当然更不会睡着了。好歹盼到天明，仓猝回家吃了点东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书，又回去。远处炮声响得厉害。Keller里已经乱成一团。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城；有的说，哥城预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表示敌人已经快进城来。我心里又一惊，自己的命运同哥城的命运，就要在短期内决定了。炮声也觉得挨近了。Keller前面仓皇跑着德国打散了的军队。隔了好久，外面忽然安静下来。有的人出去看，已经看到美国坦克车。里面更乱了，谁也不敢出来，怕美国兵开枪。结果我同一位德国太太出来，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陆续出来。我心里很高兴，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个坦克车面前，同美国兵聊起来。我忘记了这还是战争状态，炮口对着我。回到家已经三点了。
随后，年轻英俊的美国大兵便大摇大摆地徜徉在哥廷根的大街上。德国人对自己国家一夜之间沦为战败国，感到茫然、忧心忡忡，不知美国占领军会怎样对待他们。然而，季羡林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此时的心情与德国人大不相同。中国是二战盟国之一，是胜利者。中国留学生一夜之间，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当季羡林同几个中国留学生，向美国驻军亮明了身份后，立刻受到了优待：每天可去领新鲜牛肉和大米。他把这些宝贵的食物拿回家，交给女房东欧朴尔太太，由她烹调好后，两人共同享受。就这样过了一段颇为美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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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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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终于结束了。季羡林准备离开哥廷根回国。但是，一想到要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哥廷根，又感到依依不舍。他写道：“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哥廷根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每一粒石头子，仿佛他都踩过；每一座商店，他都进出过无数次；街上的每一个行人，他都似曾相识。那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绵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时从雪中探出头来的花朵，晚秋群山顶上斑烂的红叶等等，这一切，无不牵动着他的情思。让他难舍难分的，还有古老的哥廷根大学和那些尊敬的老师。还有像母亲一样慈祥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还有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忘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使他彻夜难眠。当然，最使他难舍的是美丽的伊姆加德。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这个海外游子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他写道：“留恋就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