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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先生一样吗？这真是“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他们虽然辈份有别，却志同气和，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此话在南京谒见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过，并不陌生，季羡林当然立刻应允。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汤先生忽然通知季羡林：学校决定任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个决定实在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一星期，便提升为正教授，这在北大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至今似乎也没有人打破。至于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让他在欣喜之外，增添了一些惶恐。因为文科研究所的导师都是知名的饱学宿儒，而季羡林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这个决定，当然与他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蜚声学坛的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汤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对此，季羡林心里是很清楚的。他写道：“这是谁的力量？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汤用彤先生——笔者注）的垂青与提携。”这正如韩愈在《为人求荐书》中所说：“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季羡林到了北大，遇到了汤用彤先生，正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
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不能建系。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建系的条件基本具备。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的酝酿研究，再加上陈寅恪先生从旁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
东语系初建时，只有“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先生、马坚先生、金克木先生、马学良先生、于道泉先生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在红楼系主任办公室，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的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总管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各院由院长一人管理全院工作。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但一切井井有条。不像现在，如一些嘴损的人所说：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管理上还矛盾丛生，混乱不堪。这个事实至少值得大学管理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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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北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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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和图书馆长毛子水先生，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特意在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季羡林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对他的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为教授或副教授设专用研究室，而且允许他们把自己常用的书从图书馆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在当时是很通行的，至今在国外的大学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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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剑桥聘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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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北大对季羡林的关怀照顾，已经做到无微不至了。季羡林对此也十分感激。可是有一件无法解决的憾事，使他一筹莫展。那就是，北大图书馆藏书虽然甲天下，但是有关季羡林专业研究范围内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北大图书馆稍多一些，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它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没有。这种情况季羡林回国前是估计到的，但是没有想到缺失这么严重，完全不可能继续进行梵文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是个学者，他的兴趣在研究学问上，而不是当官或图虚名。他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仍然恋恋不舍，可是又无可奈何。
当时东语系的工作也十分清闲。教员不过五人，学生更少。季羡林开了一个梵文班，学生只有三人。其余蒙文、藏文、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季羡林这位系主任可谓“政务”十分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从不开什么会，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一个见面聊天的机会而已。季羡林每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好在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课堂就在三楼上。季羡林在征得汤先生同意后，便去听课。他听课，每堂必到。汤先生上课没有讲义，只用口说。季羡林就认真记笔记。汤先生讲了一年的课，季羡林一堂也没缺过。此外，他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正开此课。在征得周先生同意后，他便去旁听。周先生比季羡林年轻几岁，当时还不是正教授。别人看见季羡林这位正教授兼系主任随班听一位副教授的课，觉得很奇怪，议论纷纷。季羡林却处之泰然，任人去评说。他从来主张“能者为师”，反对学术上的论资排辈。
然而，听课也解决不了他心中郁结的疙瘩。旧业不能搞了，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季羡林再一次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
这时，一个解决矛盾的出路浮现出来了。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尚未离开哥廷根时，曾接到由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当年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他曾在季羡林留德研究生交换期满后，主动找上门，请他担任汉文讲师，从而解决了季羡林的经济困难，得以留在德国继续深造。二战前，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便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他对季羡林的才学很了解。战争一结束，他便向剑桥大学推荐季羡林。剑桥大学接受了他的推荐，便向季羡林发出了聘约。
季羡林接到剑桥大学的聘约时，思想上就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所搞的研究工作，不像搞创作，只需要灵感就行，而是需要资料的。这些资料，全世界只有欧洲最多最全，剑桥大学当然藏书更富，是做研究的理想地方。可是，一想到当时祖国正处在灾难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他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失掉人性的人。但是，如果回国，则自己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顾此失彼，顾彼失此，实在没有一个两全的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回国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后，再返回欧洲，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办法。
回国后，季羡林受到北大的优厚待遇，本来已打消了去剑桥的打算。可是面对中国图书馆梵文典籍空空如也的现状，他又感到前途黯淡，忧心忡忡。剑桥大学丰富的藏书，优越的研究条件，又令他向往不已。过去那场回国还是出国的思想斗争，又在他的脑子里激烈地展开了。最后，他决心先回济南老家看一看家里的真实情况，再作决定。
1947年暑假，津浦路仍然不通，季羡林便乘飞机返回已经阔别十二年的济南老家。当他迈进家门时，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家庭经济困难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十六岁，儿子十二岁，瞪大了眼睛望着陌生的父亲。眼前的一切，令他痛苦万分，心如刀绞，顿时流下了眼泪。悔恨、内疚、悲痛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他立即作出决定：不去剑桥大学应聘了。他写道：“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他立即给哈隆教授写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哈隆教授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季羡林这次回家，原来的婶母已经去世，他看见了未曾晤面的第二位婶母。这位续弦的婶母，是季羡林1935年离开济南赴德国留学后，才同叔叔结婚的。虽然通信中，在“敬禀者”后已经称呼过她“婶母”，他并没有见过面，这次才同真人对上号。
婶母（后来全家人称她“老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季羡林初到家时，她斜着眼看季羡林。她大概感到奇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冒出一个像亲生儿子似的侄子？这位婶母不是一般的人。在季羡林离家十二年里，中国正值乱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叔父脾气又极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经济上又没有来源，全靠婶母一人支撑。她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去卖衣服家具；在日军刺刀下去领混合面；骑着马到济南南乡里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靠自己幼时所学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她以“少妻”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老夫”。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她没让季羡林的两个孩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后来，季羡林的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成了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延宗，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担任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