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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学生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这是北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开门整风指示，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也是北大党委整风的开始。
这次干部整风会议是一次马拉松的会议，从4月25日开到5月14目。期间，在大会上有五十多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后来这些发言者中的部分人，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
5月14日，会议最后一天，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宣布：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不过，它只是北大整风运动的序幕。
应当补充一笔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周，即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北京的哲学界人士。北大哲学系郑昕、冯友兰二位教授参加了接见。接见中，在大家谈到关于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学术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讨论。当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到来时，毛泽东特意向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毛泽东的话使郑、冯二位教授深受感动，使他们对党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深信不疑，同时，北大的教授、干部们闻之也深受鼓舞，打消了在整风运动中大家的种种顾虑。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5月19日，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团的“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北大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
接着出现了哲学系龙英华贴出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
这两张大字报出现后，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蜂涌着，奔告着，争论着。北大学生的“大鸣大放”随之开展起来。
5月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其中一篇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批评《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刊物。
傍晚，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16楼旁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辩论，形成了一个辩论会。
晚上，江隆基在大饭厅向同学们作当前学校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表示支持同学“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5月21日，谭天荣宣布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
刘奇弟贴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轰动全校。
这一天，油印小报《自由论坛》、《春雷》、《百花坛》出版，同时贴出墙报《广场》，与其持对立观点的油印小报《观察家》、《五月》也随之出版。
5月23日，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到北大大饭厅旁广场上进行讲演，引起极大争论。
北大的“大鸣大放”随之进入高潮。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贴满了一切可以贴的地方。为了弥补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晚饭后，学生们把饭桌当讲台，轮流上台发表演讲，争论激烈，情绪激昂。这个阶段，有人无所畏惧，有人惊惶失措，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冷眼旁观，鲜明地凸现出每一个人的性格。在这些日子里，从饭厅到宿舍和教室区，到处是辩论会、演讲会，整个北大沸腾起来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右派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这篇社论的发表意味着：反右，开始了。
…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2）
…
当人们读到社论，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这一年北大没有放暑假，全校师生都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了。
季羡林在整个运动中的经历颇为奇特而又鲜为人知。从整风开始到反右结束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北大，然而他既没有被划为右派，也没有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他自己说：反右期间“我成了‘逍遥派’”。
许多当年参加过北大反右斗争的人，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季羡林在运动中的表现？大都摸摸脑袋，皱皱眉头，想了想，然后说：没有印象。
那么，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到哪里去了呢？
是一件突发的事件使他远离了运动。
运动初期，东语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由于几年来在招生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导致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后有改行的现象，这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工作的失误。这件事对东语系在校学生产生了很大冲击，一部分学生提出转系的要求，其他学生也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在东语系学生中顿时刮起了一股转系风。季羡林作为一系之长，自然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学生情绪激昂，四处张贴大字报，指斥招生计划的错误，要求领导批准他们的转系申请，在教室的黑板上，大字书写“救救没娘的孩子！”以示抗议。他们天天纠缠住季羡林不放，要他作出明确回答，言辞十分激烈，甚至出现过几次围攻季羡林的紧急的场面。这当然有些冤枉了季羡林，一个系主任怎么能对国家的招生计划负责呢？他又有什么权力对学生作出同意转系的许诺呢？可是学生不管这一套，硬是揪住季羡林不放。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教育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亲自来北大参加处理这件工作，并派了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协助季羡林面对学生做工作，事情才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等到转系风平息下去，善后工作处理完了，“鸣放”已经结束，运动转入了反右阶段。季羡林说：“事情得到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既不被批，也不批别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逍遥派”这个词儿当时还没产生，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季羡林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说明自己的处境而已。
当时全校到处摆满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战场，而办公楼礼堂是最大的一个，此处离东语系所在的外文楼最近。季羡林有时候就坐在办公楼前的石头台阶上，听大礼堂中批判右派的发言。他回忆道：“其声清越，震动楼瓦。听腻了，便也念点书，也写点文章。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
在北大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中，竟也有像季羡林这样的“逍遥派”，竟还能念点书，写点文章，若不是季羡林自己说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
季羡林一生的经历平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但是他在每个“节骨眼”上，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东语系的转系风波，季羡林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提意见，他也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这倒不是因为他说话谨慎，善于审时度势，而是“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前文中说过，季羡林于1956年4月4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为一年。1957年4月4日再经支部大会通过，季羡林遂成为正式党员。这便是季羡林说的“红色外衣”和“护身宝符”。一个刚刚转正没几天的党员，一般是不大可能对党说出什么“逆耳”之言的。再说，解放八年来，季羡林的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在历次运动中不曾受过什么触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在学术地位上受到尊重，是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对“三害”尚无切身感受，对党更无怨言，所以，即使“‘竹筒倒豆子’，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这是出自内心的真话。那么，季羡林当时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他在回忆中写道：“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季羡林当年虽出于偶然的机缘逍遥于反右运动之外，躲过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这场劫难。经过多年的思考，他对反右斗争这场运动终于有了新的认识。1999年，他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以下的一段话：
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季羡林语出惊人，引来了颇多议论。这段话确当否姑且不论，但它至少说明，季羡林这个当年的“逍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