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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半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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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签名者，已经名满天下，但是运动初期，北大“文革”由工作组领导，她不过是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下设的一名办公室主任。直到7月28日，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聂元梓终于从工作组手中夺了权，实现了她独掌北大大权的梦想。
7月29日，全国人民从广播里听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人大会堂万人大会上做检查的实况广播。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国家主席作检查，吃惊不已。刘少奇在这个被称之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中，承认自己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决定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会后，大家才明白，工作组的错误其实跟张承先没有多大关系，根子在上面。同时群众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两个月来翻云覆雨的折腾，原来是最高领导层出现了裂痕。
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们终于明白了，在共产党内还有一个司令部，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少奇在国家领导人排序中，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7月30日至8月3日，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张承先，清算工作组的错误。但是张承先说：“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8月4日，康生、江青等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校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在会上，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
8月13日，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大，到市委党校集训。
8月15日，聂元梓的“校文革筹委员”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领导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一律挂黑牌、坐喷气式。
8月17日，毛泽东题“新北大”三个字。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并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各系、各单位相继成立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9月1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聂元梓任委员会主任。
至此，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季羡林当时对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当然是不清楚的。他只感到，自己此时仍然是个自由人，还没有人来揪他，但是这更让他感到惴惴不安。就好像天上飞的鸟儿，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猎人随时都可能扣动扳机，把它打下来，终日胆战心惊那样的感觉。
季羡林知道自己现在是座泥菩萨，随时都有可能被揪出来，所以最好还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点，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妙。6月18日38楼发生大规模乱揪乱斗事件时，他就没敢去看，自己独坐家中，只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心里紧张万分。至于后来发生的轰工作组，万人“辩论大会”，聂元梓上台，十万人批斗陆平、彭珮云大会等重大事件，他都没敢亲临现场，只是道听途说，或者从大字报上看到而已。
他虽然暂时逍遥，颇为惬意，但是在家里呆着，心里总不踏实，脑子里整日胡思乱想。有一件事一直萦绕他的心中，挥之不去，这便是：自己头上究竟应该戴一顶什么帽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头上也是应该戴一顶帽子的。自己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
他苦苦思索，自己该戴什么帽子呢？在当时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两顶帽子，对自己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认为这两顶帽子对他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他是一系之主，虽然只是个芝麻官，但毕竟是个官，那就是当权派无疑了。至于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想，既然全国几乎所有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难道他不走吗？因此，他认为这顶帽子对自己蛮合适。
他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权威”二字当然推辞不掉。至于是不是资产阶级呢？他想，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自己有个人考虑，而且不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
季羡林一想通了不过如此而己，反倒心里踏实多了。季羡林毕竟是书生，他哪里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他真的被揪出来的时候，岂止是这两顶普普通通的帽子，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足以致他死命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他最关心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自从50年代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他就知道，矛盾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还有一种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虽然这种理论高深莫测，玄而又玄，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和定量分析，但是，季羡林当时仍然对这个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无数次学习会上，谈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大放厥词。然而现在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才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曾经看到那些被戴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人，毕恭毕敬，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做人，还会随时招来横祸。过去他对这些人的内心感受，从来没有关心过，也从来没有想过。现在才明白，这实在是痛苦万分的事。他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想知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但是苦思冥想，也没有得到答案，又不能去问别人，估计别人也说不清楚。这又使他陷入困感之中。他说，他当时的处境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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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半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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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接着闯进几个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季羡林也说不清，只好由这群红卫兵裁决。他的桌上，墙上，床上摆着挂着许多小摆设，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对象。红卫兵说什么是“四旧”，季羡林就立刻拿掉或者砸掉，心里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半个小时内，季羡林自己“破”了不少心爱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他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喜欢，也摔得粉碎。小将们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发现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一点灰尘也没有，便说：“这是不是你刚挂上去的？”季羡林连忙答道：“不是。因为我天天撢土，所以才没有灰尘。”事实上，确实是季羡林刚挂上的。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令季羡林吃惊之余，由衷地佩服。但是，这次行动，使虔诚达到顶峰的季羡林心里也产生了一点叛逆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
还有一次，季羡林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季羡林看完，发现在自己姓名前面没有任何修饰语，既无“走资派”，也没有“资产阶纵反动学术权威”，使他失望之余，又感到惊喜。他暗想：“这至少说明，在革命群众中，还没有给我扣上一顶什么帽子。”但是，小将们既有成命，他当然要诚惶诚恐加以执行。于是立刻取出三千元存款，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季羡林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季羡林毛骨悚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说：“你拿回去吧！”季羡林敬谨遵命，退了出来。这究竟耍的是什么把戏，至今季羡林也不明白。
革命群众并没有把季羡林忘掉，时不时地把他叫去开批判会。请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差，差以万里。批判会主要批他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学生们管这叫“修正主义”。这种批判对季羡林来讲，早已是老生常谈，习以为常的事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意接受修正主义这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给季羡林头上戴的，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点联系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帽子，而且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心里真是感到十分满意。虽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完全美妙，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