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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后，季羡林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为了明晰起见，且把“文革”后季羡林的“官职”择要如下：
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3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l978年7月，“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78年12月，再次当选为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
1979年1月，官复原职，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
1980年5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0年11月，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七届党委委员，并且被选为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六名代表之一。
1983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除此而外，他还兼任：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五十余个职务。
季羡林的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如果印在名片上，三张名片也不够，所以他平时不用名片，必须交换名片时，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北京大学教授”这一个头衔。
季羡林的“飞黄腾达”，他自己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的心思在研究学问上，而不在做官上。可是，这却使过去痛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胆战心惊。他们怕他报复，感到忐忑不安。但是，季羡林没有这样做。他说：“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原因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牛棚杂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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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过后的辉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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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今天，他仍然友善而亲切地同过去整过他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开会，一起聊天，毫无芥蒂，没有半点隔阂。过去的事一风吹了，真正做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使许多曾经整过他，批过他，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深受感动，反而自觉愧疚。其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歉意。季羡林都向他们表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他甚至有时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做解释和安抚工作。季羡林这种深明大义的行动，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使他在北大，在东语系，没有一个私敌。他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而那位曾经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则早在1971年便因挑动武斗，镇压群众，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等罪状，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l978年被开除党籍、公职，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依法判处聂无梓有期徒刑l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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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冬眠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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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它的难以预测。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会出现一个社会安定，欣欣向荣，人心舒畅的社会局面；谁也没想到在经济滑到崩溃边缘以后，中国会出现经济繁荣，持续增长，脱贫致富的大好形势。
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四人帮”垮台的时候，季羡林同广大群众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的心合着群众的锣鼓声而颤动。他在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时说：“我立刻想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著名的诗。诗的前四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表达我的喜悦心情于万一。”他又说：“解放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可见他在“文革”结束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喜悦。
但是，从l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中，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季羡林的思想状态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他说：“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从不可接触者到可以接触者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
这个转变过程最后完成的标志，便是他创作的散文《春归燕园》。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1962年写的散文《春满燕园》，他为了这篇文章吃够了苦头。到了1978年深秋，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季羡林凭直觉，感到春天真正要来临了。当时的时序虽然是秋季，但是他却感到大地“春意盎然”“心中溢满了春光”。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特意再走了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他徜徉未名湖畔，看到男女学生们在黄叶林中于湖水岸边，都在认真地读着书，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他想到，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标签，今天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他又想到，“四人帮”这些家伙生性与人不同，凡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春天、美景、鲜花，他们都憎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现在，这一群丑类终于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景象。他倍感心舒气爽，激情满怀。
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支配下，他又拿起笔来，再写了一篇歌颂燕园读书声的散文，取名《春归燕园》。写完《春归燕园》，季羡林的思想终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摆脱了一切束缚，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信念和欢乐。
后来，他把写《春满燕园》和《春归燕园》两篇散文时的心情作了对比，“我自己感觉得，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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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魅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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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但是，季羡林自已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里人常常替他担心。
此时，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终日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工作主要是立法、任命国家高级领导人。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这当然也会占去不少时间。季羡林打心眼里并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个“开会专业户”。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过去三十年已经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正是他搞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的了。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季羡林既不能不“做官”，又不想失掉做学问，那就只好挤时间了。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仍然凌晨4点起床，伏案写作，8点以后去上班。再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地读书、写作，连节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