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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巨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季羡林的新理论，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重视，特别得到亚洲各国学者的支持。此基础上，季羡林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
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决定“拿来”或者扬弃。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我们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否则就扬弃。这一点“功利主义”我看是必须讲的。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季羡林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也得到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
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季羡林谦虚地以“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和“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啦啦队员”的身分，及时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引导中国比较文学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比如，2O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但是一些人误以为“比较文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一时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乱比瞎比的文章。季羡林在读了大量比较文学论文之后，感到照这样“比”下去，中国比较文学将会出现危机。于是他写了《比较文学之我见》一文，提醒学者们注意这一不良倾向。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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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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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少作者喜欢中外文学家的比较。在中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等。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的标准据说是有的，但是我辈凡人很难看出。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开。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但结果呢？却并不高明，我不说别人，只讲自己。我自己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总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比较文学真好像有无限的可比性。可比性而到了无限的程度，这就等于不比。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而比较文学亡。
他指出：“比较文学的比较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也可以称为规范。”他说：“这个想法在将近六十年前就有人讲过了。”接着，他引了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的一段话，告诫那些“乱比”、“瞎比”的学者。陈寅恪先生写道：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文学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可言矣。
从陈先生的话中可以看出，“乱比”、“瞎比”的歪风，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就曾经出现过。8O年代这一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罢了。
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出现表面上兴旺发达，实际上在一片繁荣的掩盖下，文章空泛肤浅、夸夸其谈，言不及意，难以深入下去的时候，季羡林又感到忧虑了。他及时写了《广通声气博釆众长》一文，指出：“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釆众长，必有所得。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功夫努力学习。‘釆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从婴儿阶段步入成人阶段。一批中青学者写出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比较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将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之内，使西方学者感到耳目一新，从而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渐形成。
2、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胡适是一个享有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适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个物议沸沸扬扬的人物，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人物。解放后，胡适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他那句本来是正确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受到了批判。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特务还危险，还要坏的人。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中，曾同胡适共过事，当时胡适是北大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两人交往颇多。胡适的著作季羡林几乎都读过。可以说季羡林对胡适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对胡适其人是比较了解的。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并不像报刋上宣传的那么坏，那么危险，“他仅仅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而且“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学术领域也开始活跃起来，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和议论频频出现在报刋上，但是还没有人敢涉足有关胡适评价这个“禁区”。季羡林觉得，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胡适，既不了解他的为人，也不了解他的学术（解放后基本没有出版过胡适的著作），而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发言权的，应该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而且，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许多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当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写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l987年l1月，他提笔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文中写道：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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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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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文章就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我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一群走狗一涌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文章又针对胡适对国民党闹独立性是”小骂大帮忙”的论点，进行了反驳：
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是解放以来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适的文章，并且在文章里驳斥了长期以来扣在胡适头上的种种错误罪名。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尚有较大势力，胡适在一般人眼里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追随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文人”；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在人们头脑中还记忆犹新。敢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有大勇气的。季羡林当然知道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