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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中，季羡林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甚至可以说，在许多领域中他是一位领军人物，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新时期的文化潮流，勇往直前。季羡林在此时期内，参加和领导过多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弘扬，中外文化的交流，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此，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l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这是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壮举。姜椿芳总编辑盛情邀请季羡林参加编撰工作，出任其中《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季羡林在北大身兼数职，本身有教学科研任务，还在翻译巨著《罗摩衍那》，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季羡林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季羡林与《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冯至合作主编这卷书。他们二人本来就是挚友，现在两人配合默契，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完了。198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出版了，共三百六十多万字。在编写过程中，季羡林亲自策划、审稿、撰写辞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在《评介》一文中写道：“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称之为皇皇巨著，是当之无愧的。”“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每一个工作步骤我都参加了。我同大百科全书的同志们，以及编辑与写作的同志们一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尝到了顺利的快乐，也尝过挫折的痛苦；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我知之悉而感之切。”1982年10月，季羡林又应邀与吕叔湘一起指导《语言文字》卷的筹备工作。1984年初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同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字》卷用了大约四年时间，终于出版。这两卷书在《全书》中都是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6、投身“中国书院”建设
1985年，在全国上下一片“文化热”的潮流中，中国文化书院应运而生了。书院最初是由北大哲学系几位年轻教师发起的。他们的倡议得到了该系教授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楼宇烈、许杭生等人的支持，并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周一良、阴法鲁、任继愈、吴晓铃、虞愚、戴逸、侯仁之、白寿彝、吴良镛、金克木、庞朴、李泽厚、乐黛云、丁守和、牙含章等参与其事。1985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正式成立，第一届院务委员会选举通过汤一介任院长，梁漱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与官办的学府有一定区别。宋元明清时代，每一个书院都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例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之处；岳麓书院是张栻讲学之处。每一个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书院是自1949年后第一个纯民间的文化团体。它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学者，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而共同奋斗。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团体，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研究国故”，“融汇新知”。书院先后聘请了七十名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教授为导师，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的著名学者。书院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四次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总人数超过三千人，还开办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二年制函授），招收一万二千余名学员，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书院开创了1949年之后大型民间讲学的先河。由于它的开放性、兼容性、主体性特点，给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对当时的“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院这个新事物，使许多文化人感到惊诧和振奋，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当然，也招来不少的非议，这是预料中事，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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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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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书院开办之初被聘为导师，一直是书院的名导师之一，为书院的学术活动讲演、谈治学经验。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季羡林接任院务委员会主席一职，遂参加书院的领导工作，并主编书院的大型丛书《神州文化集成》，还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收入其中。
1989年，中国的“文化热”在高潮中结束，“曲终人散”。中国文化书院也暂时停止了活动。在经历过一个低潮以后，90年代初，在季羡林等同仁的艰苦努力下，书院又重新活跃起来，继续从事促进中国文化繁荣的各项工作。
季羡林在l994年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颇有感慨地写道：
回想整整十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从事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阴霾蔽天。这是正常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的普遍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陆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春”。
季羡林这段既富哲理又含义颇深的话，道出了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同时也道出了他投身中国文化书院建设过程中的艰辛历程，十分耐人寻味。
7、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90年代初，季羡林开始筹备和主编一套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大型丛书。它包括东方文化综合研究、中华文化、日本文化、朝鲜韩国和蒙古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朗阿富汗文化、西亚北非文化、中亚文化及古代东方文化等十编，共五百种书，涵盖了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军事、宗教、医药、建筑、绘画、音乐、书法、民俗等诸方面内容。《集成》既集中展示了我国从古至今，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又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东方，让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便是这套丛书的宗旨。
季羡林为编撰这套丛书费尽心机，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策划，搭班子，定选题，到筹款、出版，每件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实在难以诉说。不管怎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1997年10月，终于推出了首批专著十种十二册。季羡林亲自为丛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并将自己的新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编著《东西文化议论集》收入《集成》之中。后来，《集成》又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至今已有三十余种面世。
《东方文化集成》部分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日本共同社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走向》称：“《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项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认为：“这是一套具有战略眼光的丛书。”首批十部专著出版以后不久，就有六部脱销，需要再版。
季羡林曾主编过多套大型文化丛书，这套书虽然困难最多，但是他却情有独钟，他说：“我在外面挂了许多名，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有些仅仅是个挂名而已，不干事，也不过问，惟独对《集成》有一种特殊感情，花的时间最多，下的功夫也最大。”
8、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差不多同时，季羡林又承担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的任务。1994年5月，成立了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并由刘文俊具体负责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都参加了编纂工作。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由《四库全书》派生出来的一部大型丛书。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7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所收书中有不少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