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腔廴谌敕鸾蹋赜《鹊摹暗沽鳌毕窒蟆＜鞠哿痔岢龅恼飧鑫侍夥⑷松钍 Ｕ庖彩撬ν黄浦杏∥幕涣餮芯恐兴健暗ハ蛎骋住甭鄣挠忠淮问导�
在吐火罗文研究中，季羡林撰写的《梅呾利耶与弥勒》（l989），论证汉译佛经中弥勒的译名最早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弥勒），而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梅呾利耶）。前者出现在后汉和三国后期，后者出现在唐代。这篇论文与他的《论浮屠与佛》和《再论浮屠与佛》的论旨一致，说明佛教最早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因此，最早的汉译佛典的原本不是梵文或巴利文，而主要是中亚（包括新疆）的古代语言。季羡林的另一篇论文《论“出家”》（l982）考证吐火罗文中的“出家”一词译自汉文，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倒流”现象的又一例记。
6、两部酝酿中的专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
多年来，季羡林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两部专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
l99l年，季羡林为《神州文化集成》写过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但是限于丛书体例，只能写十二万字。他只能大题小作，“戴着枷锁跳舞一场”。就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他再次表白了自己的心愿：
我半生搜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至今我写的笔记和纸片，说是积稿盈尺，那还是不够的，比盈尺还要多。我曾零零碎碎写过一些文章，已经集成了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l982年，三联）。在这一本集子之外，还有不少单篇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我原本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但羁于杂事，因循未果，至今心中耿耿。……倘若天假我以长年，在若干年以后，把我手头必须完成的工作做完以后，我还要尝试写一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
季羡林为什么一定要写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呢？他认为：从地缘上看，中印两国，天造地设，成为屹立于亚洲大陆的两大邻国；从历史上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的四大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从文化上看，印度河、恒河孕育出来的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以外的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将近一半，他们对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这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季羡林写道：“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印之间没有文化交流——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两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由此看来，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可谓大矣，季羡林撰写《中印文化关系史》实有必要。
季羡林立志撰写一部《印度佛教史》的原因又何在呢？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季羡林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回答道：“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季羡林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还要写一本《印度佛教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说法吧。他写道：
…
辉煌的学术成就（9）
…
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和佛教研究》
既然宗教是一个几乎伴随人类从诞生到灭亡，历史远比国家、阶级要长得多的社会现象，当然是值得一切有识之士来关注，来研究它。至于说到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对中国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绘画史、语言史、音韵学史、建筑史、雕塑史、音乐史、舞蹈史等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季羡林写道：“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影响。”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这项工作的偏见和无知，我们在研究印度文化、印度佛教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特别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这种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已经到了必须急起直追的时候了。这就是季羡林之所以要想写一部《印度佛教史》的原因。
季羡林与佛教接触已经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从l935年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和罗文，就算是他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六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不管他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他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始终没有降低。季羡林写道：“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按说，季羡林通晓德语、英语、法语，又掌握多种印度和西域古代语言，又有扎实的中国文史功底，对佛经也十分熟悉，如果像目前流行的一些写史家那样，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综合，稍加改造，再引经据典一番，凑成这两部专史，简直可以说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但这和他的治学志趣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季羡林一向恪守学术研究贵在创造的信条，决不拾人牙慧，敷衍成书。如果按照他的这种治学原则来撰写这两部专史，前人的研究成果要批判地吸收，研究史上的空白要努力填补，研究史上的未解难点要尽量解决。而无论中印文化关系史或印度佛教史中的难点和空白又何其多，要解决和填补上，绝非易事。实际上，几十年来季羡林一直在做这项准备工作。上面黄宝生先生提到的那些文章，就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季羡林目前仍然雄心万丈，潜心研究，锲而不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这个宿愿。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7、学术研究的“余兴”——散文创作
季羡林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一派。他自己说，写散文是在研究学术之余的一种“余兴”。往往是在研究那些枯燥无味的语言文字时，累了，想歇息一下，换换脑筋，又正赶上“心血来潮”，“情动于衷”，于是，便换张桌子坐下，提起笔来，将胸中的激情和感悟，泻于笔端，这样，一篇散文便诞生了。但是这“余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随意成章的。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和做事原则。他做事从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是“余兴”，也决不粗疏大意，而是当作正经事来做的。他曾说，他的每一篇散文都是“惨淡经营，简练揣摩，煞费苦心”之后才完成的。
季羡林的第一篇散文《文明人的公理》写于l929年l月，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七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散文的写作。说基本上，是因为其中也有间断的时候，即从l946年归国至l96l年，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写过四篇散文：《忆章用》（l946年）、《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l947年）、《到达印度》（l952年）、《歌唱塔什干》（l959年）。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其余的时间里，他每年都有少则几篇，多则几十篇散文问世，从未中断过。
季羡林一生究竟写过多少篇散文？除去杂文、小品、序、跋等不计，单就“纯粹”的散文而言，在l992年编《季羡林文集》时，共收入了七本散文集：《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万泉集》《小山集》和《留德十年》。其中，《留德十年》属于长篇散文。这七本集子收散文二百零三篇，共九十五万字。从l992年至今，这十年是季羡林散文的多产期，又出版了《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朗润琐言》《梦萦未名湖》《人生漫笔》《清塘荷韵──学者随笔八人集》《缀玉集》《漫谈人生》《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和《牛棚杂忆》等十几个散文集。这些集子由于受到时下“选本热”的影响，新旧散文混杂，l992年以后的新作，难以精确统计，约略估计，总在百篇以上。这样算来，季羡林一生大约写了三百余篇散文，其中包括两部长篇散文《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总字数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作为一位业余散文作家，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这“余兴”也够惊人的了。
…
辉煌的学术成就（10）
…
至于季羡林散文的特点，虽然已有众家评论发表，每位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