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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上个周末发生的事”，是指汤姆·费利在费利庄园他自己的住所开的一个“露天温池派对”上，半裸的苏珊与同事淑的丈夫B·布朗当着众人的面接吻、打闹、相互挑逗，还戏言要一起做爱等，弄得很不成体统，令在场的宾主十分难堪。事后苏珊专门给汤姆写过一张条子道歉，说她那天喝太多了。据警方后来的调查，苏珊其实从未与B·布朗发生过性关系。但和苏珊发生过性关系的还确实不止汤姆·费利。戴维告诉警方，他和蒂凡妮·摩尔复印了汤姆的信后，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托尼路，趁苏珊不备将信放回原处。他先把两个儿子送到了托儿所，又回来替苏珊清洗车里的地毯。当他们坐下来喝咖啡时，戴维开始对苏珊发难。他开门见山地质问道，既然你自己也不清不白，为什么要在离婚起诉书上指责我和蒂凡妮？苏珊反问道，你是什么意思？戴维说，我知道你和康硕产业的什么人有那档子事。出乎戴维的意料，苏珊想都没想便脱口讲出了J·卡瑞·费利的名字，说他们是在她和戴维分居后才开始的。当时戴维并不理解警方向他询问这些情况是何居心。他几次冲着办案人员叫道，你们应该出去找我的儿子们，而不是坐在这里打探苏珊的这些破事儿。大卫·A·卡卓尔又回过头去找苏珊谈话，这一次，苏珊很不情愿地在她原先的故事中补充进了关于汤姆·费利的部分。后来警方又根据其他证人，包括汤姆·费利本人和若干苏珊在康硕产业的同事们的证词而合成了如下的版本：汤姆·费利在10月18日早晨上班之前把信放在苏珊的办公桌上。苏珊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但她仍在电话上哽咽着言不由衷地对汤姆·费利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亲切最友好的信。我真的很感谢你。”这反倒让汤姆过意不去。那天晚上他请苏珊看了一场电影。就在那前后，苏珊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办公室告假。她感到孤独，沮丧，压抑，烦乱，不知所措，常常独自一人喝闷酒，和以前的苏珊判若两人。10月23日，星期天，苏珊开车到费利庄园找汤姆“谈谈”。作为挽回他们关系的最后尝试，苏珊对汤姆·费利讲了继父巴威利·卢索在她少女时代对她的性骚扰。与苏珊预期的相反，非但没有引起汤姆的同情或嫉妒，反倒让他感觉震惊和不快。1994年10月25日，星期二。
对苏珊而言，那天有一个和往日一样的平平常常的开端。苏珊起床后，给迈可和亚历克思穿好衣服，吃过早饭，开车送小哥儿俩上托儿所，再到康硕产业的总裁办公室上班。她是和好多同事们一道在巴菲罗一家“安第”餐馆吃的午饭，汤姆·费利也在其中。九个人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和以往一样，汤姆和苏珊的座位挨着。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唯有苏珊闷声不语。饭后苏珊用一张50美元的公司支票付账单，给了服务生8美元小费。下午2点半，苏珊打电话到汤姆·费利的办公室，约他到办公楼外面谈一谈。苏珊对汤姆说，她的丈夫戴维威胁她，要乘他们的离婚案庭审之际，将苏珊的一些丑事公诸于众。汤姆让她解释是什么样的丑事，苏珊说：“偷税漏税和与你父亲通奸。”汤姆·费利大吃一惊。等他终于缓过神来，汤姆对苏珊说，他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必须马上停止，而且永远停止。3点30分左右，苏珊问她的顶头上司，总裁办公室主任珊娣·威廉斯，她可否早点离开。珊娣·威廉斯见苏珊眼里含着泪，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苏珊说：“我爱上了一个人，但那人并不爱我。”珊娣问那个人是谁，苏珊说：“汤姆·费利。但如果我没有两个孩子，情形就会大不一样。”珊娣·威廉斯同意苏珊早点回家，但苏珊并没有走，仍继续留在了办公室。4点30分，苏珊再次到康硕产业的摄影棚找汤姆·费利，说要把她以前向汤姆借的白色“奥本”绒衫还给他。汤姆坚决不要。下班后，苏珊先上托儿所接迈可和亚历克思，然后带着小兄弟俩去了山核桃酒吧。他们在停车场泊车的时候看见淑·布朗。苏珊央求淑陪她回康硕产业，她说她想向汤姆·费利道歉，她不该对汤姆谎称她和他父亲睡过觉，她胡乱编出这个故事只是想试探一下汤姆的反应。5点30分左右，苏珊开车带着淑·布朗和两个孩子一起回到公司。苏珊让淑帮她看着迈可和亚历克思，自己进去找汤姆·费利。苏珊很快就出来了。她对淑说，汤姆好像很不高兴，苏珊刚进去没多久就要她离开办公室。苏珊说，她和汤姆谈过话后反而更不开心了，她想她“也许应该结束这一切”。正好这时珊娣·威廉斯下班离开康硕产业，在停车场看见苏珊和淑·布朗说话。珊娣当时心里老大不痛快，她以为苏珊又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天下午苏珊在办公室里一直说她非常不舒服，要提前回家。苏珊先把淑·布朗送回山核桃酒吧，再和两个孩子一起开车回家，那时大约是6点钟。后来晚些时候，淑·布朗正和康硕产业的同事们在山核桃酒吧吃晚饭，汤姆·费利也在那里，一位男招待给她送过来一只无线电话。那是苏珊打来的。她在电话上问淑，汤姆·费利有没有提起过她，淑说没有。到此为止，办案人员心里已有了六七分谱。如果苏珊确实和史密斯兄弟失踪的事件有关系，汤姆·费利的拒绝恐怕就是她的动机了。大卫·A·卡卓尔则更进一步，一天盘查下来，他已认定作案者是苏珊无疑。
他也想试试苏珊的反应。在谈到汤姆·费利和她的关系时，他问苏珊：“这件事与孩子们的失踪有任何关系吗？”苏珊答曰：“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伤害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的生命。”大卫·卡卓尔认为，苏珊的回答中所用的“伤害”和“生命”等字眼，意味着她知道两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当苏珊讲到迈可和亚历克思吵吵嚷嚷不要吃饭，把她弄得很烦时，卡卓尔主任冷不丁又问一句：“这就是你杀了他们的原因吗？”苏珊一反常态，勃然大怒，她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你个狗娘养……”“你居然敢那么想！”苏珊站起身来，推门冲到过道里大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认为是我干的！”说苏珊一反常态，是因为在与警方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向温顺，安静，略带神经质，总在不停地祈祷：“上帝呵，请您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顷刻之间变成一只母兽，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看来苏珊不只是一个心痛欲裂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难制服的对手，要她老老实实地讲出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大卫·卡卓尔注意到，苏珊在谈话过程中虽然经常抽泣，但有时候并没有眼泪。有类似观察的另一个人是给苏珊做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他在记录中写道：苏珊不时发出“假装的哭声，但眼里一滴泪也没有”。其实在他俩以前，第一个对苏珊产生怀疑的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人像绘画艺术家洛易·帕夏尔。当他为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找苏珊了解情况时，感觉苏珊对罪犯的描述非常模糊，似乎在她的心目中并没有此人的清晰明确的总体形象。但画像的初稿出来以后，苏珊却对不少细枝末节之处指指点点。
凭他多年的经验，洛易·帕夏尔认为苏珊十有八九是在编瞎话。调查越深入，围绕苏珊的疑问就越多。豪德·韦尔士警官和州警署参与本案的特派员毕特·罗根与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行为学专家们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谋杀亲生孩子的母亲的性格行为心理等特征。以下是专家们对这类罪犯共有特征的分析，不光指本案而言：20岁至30岁，自幼生活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曾遭受肉体虐待或性虐待，或二者兼具。不知道如何向社会有关组织或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患忧郁症，有自杀倾向。通常在犯罪或作案前夕曾遭到异性的拒绝，或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她们通常不清楚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界线，觉得孩子成了她们的障碍，从而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孩子的拖累，而不能面对自己的弱点，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孤独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类母亲一般都曾经非常想要孩子，对孩子特别溺爱，或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们大都饱尝过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