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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肯尼用墨尼·盖林的名字搬入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伊琳·苏尔曼的感觉没错，他一直在监视跟踪老太太，还在笔记中详细记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规律，何时起床，何时午睡，何时到何地散步，和什么人通过电话，特别是，和谁提到过他，等等。6月30日，肯尼化名安东尼·温，打电话给会计师兼公证员唐·奥其，说他需要公证一份文件，想出高价请唐跟他走一趟。还说是一位旅馆经理向他推荐的唐，约唐先到那家旅馆的前厅碰头。肯尼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先观察一下，看唐·奥其是不是一个人赴约。肯尼从旅馆把唐带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唐看见一位红棕色头发的老妇人坐在床上，她穿戴着睡衣睡帽，鼻梁上架一副红框眼镜。肯尼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本楼的业主苏尔曼夫人。唐觉得她看上去比文件上写的82岁要年轻得多。要公证的文件是一份房产转让契约。业主伊琳·苏尔曼将这栋至少值400万美元的公寓楼作价39万转让给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这是娴泰“交换”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娴泰接下来应该再起草一份弃权契约，由大西洋集团公司将桑塔马利亚产业转让给伊琳·苏尔曼。39万美元实际上是两者的差价。转让契约上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唐·奥其要娴泰装扮的“伊琳”重新签字，他解释说他必须亲眼目睹签字方可盖章。娴泰犹豫了，说她还得再考虑一下。唐·奥其后来告诉警方：“她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她说她的驾驶执照和护照都丢了。”唐无法确认乔装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娴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温先生”。第二天，娴泰冒名伊琳·苏尔曼打电话给另一位公证员诺莉·斯韦尼，请她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做公证。
诺莉一进门就被那些精美的家具摆设和豪华的气派所吸引，她后来承认，她并没有注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签了字。但是她记得那位拥着绒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娴泰一样。而真正的伊琳·苏尔曼却有一双棕栗色的眼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娴泰一边打电话让思坦利·帕得逊来纽约，一边给肯尼开了一张购物单，其中列有注射器、医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绳子、一条浴室用塑料布帘等等。和许多犯罪分子偏爱节假日一样，娴泰和肯尼把作案时间也挑在独立节后的星期天。只是万没想到，他们也在这一天阴差阳错地永远失去了自由。1998年7月5日，娴泰和肯尼在纽约被捕时，警方只向他们出示了犹他州的通缉令。不过两位凯梅斯的律师们却不以为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这次规模不算小的联合行动，仅是为了一张1万多美元的支票。娴泰估计自己大概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但肯尼唯一的前科，就是一年前在佛罗里达的那宗结伙抢劫案。于是在被收监的第一个晚上，娴泰用她在狱中能找到的唯一的纸——卫生卷纸——给肯尼写了一张字条。她将条子随身带着，伺机交给儿子。
自从7月7日凌晨那通电话把两起各牵涉到一条人命的案子合二为一后，警方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试图从娴泰和肯尼的嘴里掏出伊琳·苏尔曼的下落。初次交锋使老辣的侦探们明白了这对母子有多难对付，无论他们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娴泰对几乎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或“我现在无法提供答案”。警方估计伊琳也许还活着，只是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想方设法企图打动娴泰、肯尼的恻隐之心，帮助救出老太太，没想到这两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根本就无动于衷。那天办案人员唯一的收获，就是截获了娴泰准备交给肯尼的那张手纸条。其实这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收获，因为条子上那些密码式的缩写和暗语使警方根本不知其所云。办案人员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那段短信息“破译”出来。比如IS〖HTK〗（意即“是”）〖HT〗这个最简单常用的英语单词之一，在娴泰和肯尼之间代表伊琳·苏尔曼（Irene Silverman）两个词头字母的组合，即缩写。娴泰以为肯尼很快就会出狱，她在字条上关照儿子说，切不可泄漏有关苏尔曼大厦的天机；林肯车里的棕色提箱里有2万美元的现金，把东西取走后再向警方报警说车被偷了；要提防被人跟踪；重要的文件要收藏好或交律师保管等等。和手纸条夹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PALAZA43280”。娴泰没有想到的是，林肯车已经到了警方手中。当天下午，法院的搜查令一经签发，犯罪现场处的警官埃德·瓦拉斯就开始彻底搜查林肯。
他前后花了整整32小时，其工作之细致，连车里的一只死蛾子都列上了报告的清单。堆放在车后座的重要物品有：一只装电子枪的空匣子，一张4月下旬在佛罗里达购买电子枪的发票，一瓶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一支未启封的注射器，一盒乳胶手套，15本笔记本，一台电脑，一副塑料手铐，一瓶防身喷雾剂，一台小型录音机及若干磁带，一套精密监听装置，若干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车辆牌照，一瓶烈酒，一只棕色提箱，内有2万多美元现金，一支9毫米格拉克手枪，几副练习射击用的耳塞，一匣子弹，若干首饰，几张空白的社会安全卡、委托授权书表格和房地产过户表格，一张有伊琳·苏尔曼签字的苏尔曼大厦月租收据，以及和收据夹在一起的几大张练习伊琳签字的纸，一份有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名的委托授权书，两张向纽约市财政局缴纳苏尔曼大厦过户手续费和预付财产税的支票，支票日期为1998年7月2日，金额分别为1500美元和5600美元，一张在拉斯维加斯雇佣裸体女佣的合同，此外还有十几顶假发套，其中一顶红棕色的，与伊琳的头发颜色和发型相仿，还有与伊琳物品相似的红框眼镜和睡袍睡帽。车的后厢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条两米多长的黑色行李袋。埃德·瓦拉斯一米八的个头，他可以毫不费劲地把自己装进去。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放在后厢的备用轮胎和车用千斤顶被挪到了车厢里的司机座和后座之间。看过描写黑手党的著名影片《哥德斐纳》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有人打算往后厢里塞尸体。埃德·瓦拉斯还细心地刷下林肯车轮胎上的泥土，以便通过泥土鉴定分析来确定两位凯梅斯曾去过何处。后来，警方搜寻了所有可能的泥土来源地，试图找到伊琳·苏尔曼或她的尸骨，但一无所获。7月8日，纽约警署成立了以黑人警长、首席侦探约瑟夫·雷兹尼克为首的50余人的专案组。地区检察官指定了以康妮·佛南达为首席公诉人的7人小组。被告方的阵容也十分可观，在最多的时候，娴泰和肯尼共聘请了5位律师和3名私人侦探。当警方把娴泰和肯尼·凯梅斯的名字输入全国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后，美国国内有34个州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算这次的苏尔曼夫人失踪案，其犯罪活动牵扯到200余人，其中至少有两人失踪、一人死亡。在以后的一年多里，纽约警署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访了分布在40多个州和近10个国家的上千位相关人士，他们中最远的到了欧洲。侦破调查工作量之巨大实为罕见。
娴泰很知道如何与律师们打交道。他们的律师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为他们工作了48小时。据娴泰的大儿子肯特·沃尔克回忆，当年在内华达州时，娴泰“几乎找遍了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律师。不少律师因为她满嘴谎言而不与她合作。她总能编造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还逼迫一些人为她干不正当的事。没有几个律师到最后是与她好说好散的。然后她又打开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打电话给下一位律师”。难怪娴泰在纽约的律师霍赛·慕尼茨对新近加入被告辩护组的马休·威士曼说：“你要当心，别忘了我们是在跟魔鬼周旋。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娴泰毕竟是初闯纽约，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她只好请同监的女犯替她推荐律师。
霍赛·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请的两位律师之一。娴泰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警方没有理由把我们扣在这里。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那辆林肯车漏油，车行要是不给解决我们当然不能付钱。”另一位律师两天后被娴泰“炒”掉，霍赛于是替她另请了民事辩护律师马休·威士曼。几天后，马休与娴泰、肯尼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一间律师…委托人会晤室里见面时，二位凯梅斯要马休替他们买一只小型窃听器。肯尼曾经在一本间谍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装置，其有效窃听距离为半径一英里以内。肯尼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窃听器的草图。娴泰向马休·威士曼解释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马休事先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这张桌子底下，等下次会晤时，他们假装“无意”发现了它，然后控告当局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案子因“执法不公”而流产〖HTK〗（撤销）〖HT〗。马休·威士曼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后来在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请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纠纷时，娴泰又要马休·威士曼替她伪造一张肯·凯梅斯的委托授权书。“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负责。”娴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伪造肯·凯梅斯的签字。这种要求简直太过分了，马休不仅当场退出会谈，而且拒绝继续为娴泰两人工作。一个月以后，经娴泰反复要求，再三保证不再干这些违法的勾当，马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