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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上，哲学对超越性没有建立一种可与科学知识相比的实证知识。
哲学能够使我们的良知清明；它能表示出我们如何体验到对一种我们所认为必然的普遍律之必要。它甚至能表示出遵从这种普遍律的真正失败而使得个人重新感到无条件遵从之必要——虽然没有普遍性或普遍有效性；这里，哲学又能表示出时间中的界线和失败。
在一切途径上，最主要的是达到“根源”
，在最高的自觉中，在这个根源的地方，此种必要性在这世界中变成明显的，尽管未能实现于这个世界，但却透过它的遵从而产生了真正的“存有”。
哲学能使我们知道这一种“根源”是可能的；不过，它不能预想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和表示什么。因为“实在”是历史性的而有待于一再生起于这世界中的每一个体。就其为可言说的而言，哲学在实质上所论的和在历史上所回顾的任何事物仍然是相对的，同时，必须加以解释和利用以变成达到一个自己原有对至高无上者（Ｔｈｅ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之理解的途径。
在沿着这些路线思维时，哲学使用一个双重假设，此双重假设在客观上是不可以证明的，但在实践上是可以完成的。
第一、在面对这世界的一切威权，人是自律的：个人在他成长过程的最后，在他密接于超越性以及超越性的责任上，他决定了什么是最高的真实者。
第二、人是超越性的一种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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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存在主义
在那种最高无上的决定中去服从超越性，乃把人带到了他自身的“存有”。
我如何在万有事物的充实之中，能成功地获知这传达的信息（ｃｏｄｅｍｅｓａｇｅ）
；如何在我与超越性的各种关系中，能成功的具体存在，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对超越性的遵从中，能成功的获得我自身的“存有”
，所以这些都连接到一个基本问题，即“太一”
（Ｔｈｅ
Ｏｎｅ）如何存于众多之中，“太一”是什么以及我如何才能知道这“太一”。
四、我的著作
到现在为止，我曾三次想完成系统的著作：我的《一般精神病理学》（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１３）
，我的《世界观的心理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ｎｇｅｎ，１９１９）以及我的《哲学》（１９３２）。
在《一般精神病理学》中，我不曾把一切东西都建筑在一种理论的基础上，也未曾在所研究之问题的全体观点上去整理我的意见，而是发展各种研究方法，以说明各种方法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系统事实上是各种方法的一个系统化。我的著作的目的是：避免独断的假知识，藉以明白的认知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和限制而加强研究的无碍眼光（ｏｐｅｎｖｉｓｉｏｎ）。去认知我们知道的东西，那在科学实用上，一点也不是意料中事。
在《世界观的心理学》中，我试图系统地提出人类可能有的一切仰信、世界观和态度。这是一部兴旺的属于少年期的作品，一直到今天，我还承认此书的内容是我自己所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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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９８１
的，不过，它的方式却是不合适的。
我曾想在纯粹观照中，让一切到来的东西在我面前通过，然而事实上，我追寻单纯的“人之存有”的真理，把它视作两极性的综合体，并且到处指出错失、虚空、颠倒的倾向。这里，误认自己为客观描述心理学的，是隐含在背后的哲学。
在我的《哲学》中，我的系统的研究来自于三个超越方法。在世界取向中，借一种“必然的超越性”
（ａ
ｃｏｍｐｅ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ｃｅ－ｄｅｎｃｅ）
我认识了一切存在者的表相（卷一）。
越过这个基点，我借看“存在性的解释”而使自己认识了自己到底是什么以及能是什么（卷二）。最后，在形上学中，越过这两个预想而走向超越性。我追求思想的各种途径，“存有”本身将自己表现给我（卷三）。
与前述的两部著作相反，我的《哲学》一书完全是以自觉的训练而作成的。它不再只是表现，因为发生于实践活动中的超越活动，每次都必须重新加以展开而为一种平静的思想气息，因此，每一章都为一单纯而弥漫全篇的线索所统一。
全书所有各章只能根据这个观念的线索而当作一个整体去了解，不过，每一章又可以单独地加以了解的。
然而，《哲学》一书的内容不在它的一贯的基本观念，而在透过它而产生的东西上，正如我的《精神病理学》，其系统化不是关于对象的，而是方法论的，同样，我稍后的哲学思维也不是关于本体论的，而是攻击性的，它不认知存在的东西（ｗｈａｔ
ｉｓ）
，而是说明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ｉｎｇ。
重要的是在特殊的内容和解释。
在这三部主要著作之外，是一些次要的作品。历次在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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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存在主义
志上发表的有关精神病学方面的文章，属于我的精神病理学；“斯特林堡与梵高”
（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Ｖａｎ
Ｇｏｇｈ）这篇论文属于我的“世界观的心理学”。此后的几年，我从事休息并集中力量于思考，直到我的《哲学》一书问世，《当代的精神境遇》（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英译本是以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的名称出版的）属于《哲学》一书。
自那时以后，我的工作包含两个计划，我似乎感到这两个计划是我这生中最后的工作。我一直为这两个计划连续工作了好几年。
我称这两部计划的著作为《哲学的逻辑》（ＰｈｉｌｏA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和《普遍哲学史》。
我想借《哲学的逻辑》而对这个时代的逻辑的自觉有所贡献。这种逻辑的自觉之属于我们新唤起的哲学思维，正如黑格尔逻辑之属于唯心论或归纳逻辑（如约翰。密尔的逻辑）
之属于实证主义时代一样。
在这里，一贯的基本思想本身乃成为主要的内容。在《普遍哲学史》中，我想不以年代先后来写出历史上有名的哲学思维，而作为在人类中显露“存有”的一个伟大现象；此伟大现象在有关科学和宗教、艺术和诗歌方面，如何经常受社会环境和心理事象的影响，从它的几个渊源（中国、印度和希腊方面的）而长期发展；它如何奋力将对立者变成单一的、伟大的和有组织的统一体。
这些问题在每个时代都没有获得解决，而由于这种失败，乃导致了对“超越存有”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之真理的认识。
不过，这些著作，现在尚未产生。
《逻辑》的几部分，发表于在哥林根（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和法兰克福所作的几次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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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１９１
（《理性与存在性》一九三五发表并出版于哥林根，英译本是Ｗｉｌｉａｎ
Ｅａｒｌｅ所译，书名为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一九五五年纽约Ｎｏｎｄａｙ书局出版；《存在哲学》发表于法兰克福，一九三八年柏林出版）。在我所作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论《尼采》（一九三六年，柏林）和论《笛卡儿》（一九三七年，柏林）都已出版了。论《尼采》一书是打算作为对必将产生存在哲学之思想激荡的一种引论。在《笛卡儿》一书中，我想从根本上指出近代历史上的基本错误，即误将思想当作合理的有效知见，以及由近代科学的本末倒置而带来的不幸，当这种科学开始兴盛时，此一不幸就出现了，而且，自此以后，这种不幸一直与它不离。
逻辑与哲学史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少了这一个，我们就很难把握另一个，因此，研究其中之一，有助于研究其中之另一。在那方面展开为思想世界的，在这方面便被表现为思想的实在。
我的哲学思维向来反对把系统当作一个使“存有”与真理明白地展露在我们眼前且在一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整体。但同时，就寻找“秩序”
、“一贯”和我的各个思想之间的彼此关系而论，在我的思想中，我自始就是系统的。系统不该企图抓住“存有”
；系统研究的目的是在严格的保持以任何方法展开的更进一步的哲学发展的有效性，反对系统的意志并不排除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研究，这个意志将会导致混乱。展开系统的研究以作为逻辑中“理性的工具”
，我认为是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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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存在主义
五、结语
我在一九四一年计划的东西，现在只完成了一部分。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种种危难及健康上不适的环境，使我的工作能力减弱，最后根本就不能工作。一九四五年以后，今日世界的种种问题又接着来了，哲学的工作还是被丢在背后。
其后，我的《哲学逻辑》的第一卷以《真理》为标题发表了，这是系统的纲要之第四个计划。
此外，经过完全重写以后的《一般精神病理学》问世了，虽然我的基本研究还是一样，但它已变成一本新书了。
最近几年来一连串篇幅较小的书，是以比较简单的形式，企图把我篇幅较大著作中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材料，应用到较广的范围中去。
（二） 齐克果与尼采一、从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