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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儿书通通据为己有。为这个原因我也要举双手赞成实现共产主义。
大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奔头，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废寝忘食，于得这么玩命？当时有个词儿叫〃连轴转〃，更有一句口号，叫〃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就是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如潮水般涌来。人人兴奋万分，晕头转向。先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每个单位都建起了小高炉，土法上马。我们小学生则四处搜集废铜烂铁，在大院里挖地三尺，这里刨出几枚锈迹斑斑的钉子，那里捡到一只穿了底的破脸盆。有同学怕自己的小组落后，便偷了家中的铁锅铁壶来充数。我没干这事，因为我知道二姨准不乐意。饶是这么折腾，大院的高炉也没炼出什么像样的铁来。
另一个叫做〃除四害〃的运动倒还见点成效。连续三天学校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楼的房顶上，敲锣打鼓，把铁盆和铝锅拍得山响，同时挥舞小旗，可着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二姨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原来幼儿园有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家人不能探望孩子，更别提送吃的东西了，生日亦不例外，规矩就是规矩。二姨求情不成，失望得差点当着老师的面掉眼泪。到头来，所有的鸡蛋果然都归了我。
二姨觉得拿了我父母的工钱不干活儿，心里正是过意不去，扫盲运动又开始了。母亲建议二姨学识字，二姨求之不得，连连答应。于是每个晚上，母亲都在书桌边教二姨几个方块字，二姨则在第二天照葫芦画瓢，一个个记住它。
1958年二姨虚岁56，在以前的人看来，她已经步入老年，可她连自己的姓名都还不会写。在这个年纪再让她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学写汉字，真真是为难她了。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我从没听她抱怨过课程太难或母亲教得太快。不久，她已能参加专为扫盲开设的夜校了。在夜校里她每次测验都能〃放卫星〃，拿到老师嘉奖的小红旗。二姨给我看这些奖品时，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似的。可惜一年之内，扫盲运动也像其它运动一样有头无尾，那时二姨已认了一千多个字了，可以读报和写点简单的书信了。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