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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急着回山里，决意去附近一条河，早就听说那里建了个防洪坝，有几里路长，他想看看那条洋灰田埂是不是真有那么威武。他说过，他从小就喜欢大东西，超大的南瓜，超大的树木，超大的卡车，超大的山峰或者堤坝，凡是大家伙都会让他喜不自禁，摩拳擦掌，留连忘返，甚至得意洋洋扬眉吐气，如同自己也跟着大了起来，有开天辟地的神力。他爱看大东西就像一个人经常要吃饭。
熟悉他的人还知道，大概出于同一种大物崇拜，“你死在火柴盒子里去”是他骂人的常用语：在这里，贬低变成了贬小，小到了火柴盒。
但他未能看到那条超大的洋灰田埂，酒劲一过，就开始迷糊，就醒得迷糊，觉得世界有点乱来。他觉得大树踢了他一脚，汽车喇叭声搔了他的胳肢，两个红砖窑塔胖壮无比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暗暗串通一气，总是同他过不去，找他无理地纠缠了好一阵。他八字硬，从来不怕鬼，不信邪，没让它们占什么便宜。最后，一条道路扑了过来，缠得他呼吸粗重，最后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他一觉睡醒了，天边已经透白。
他发现自己躲在石桥下一条干涸了水沟里，身上有露气的潮湿，嘴上有泥沙。旁边只有一条狗歪着头盯住他。
他挪一挪腿，发现右膝盖剧痛，原来那里有血迹。
姐在河里洗白绸
举起棒槌泪双流
人家问我哭什么
丈夫小了不称头……
他邪邪地笑着，一跛一跛，唱着小调回了家，路上不知一共花了多少天，不知走出了一条什么路线。脚下一只胶鞋不见了，倒是换上了一只破皮鞋。武警上衣也不见了，但多了一件大红色的球衣，不知是捡来的还是什么人给的。
他一路上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枕着月光说梦话，披着露水打呼噜，倒也不会受寒。熟悉他的人说，他体内长期来含酒量超高，已经钢筋铁骨和气血强旺，阴寒奈何他不得。他也从来不怕蚂蚁、蚊子以及蚂蟥，不论在哪里落身，身上干干净净，一身威杀之气倒把毒虫们烧得望风而逃。这其中道理，只要想一想酒精消毒的效果，想一想乡下人常常用烈酒掺兑农药的经验，大概不难明白。
他家里从无蚊子，夏夜里的小娃崽们还喜欢藏在他身边避蚊。他对这一点也觉惊讶，曾经告诉郎中，他的血型既不是O型，也不是A型或者B型，一定是“酒型”。两个不大懂西医的郎中，对这一点点头称是。
他穿着一只胶鞋一只皮鞋终于回到了边山峒。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出山，他的故事将渐渐消失。新奇事越来越多，人们轮不到来说他。除了贩竹木和偷猎的人，很少有人会到那一片山里去。一旦他不再出山，一旦他老得走不动了，在山外有些人看来，他就会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朝大山深处不断地坠落，直到最后消失。大山里会有野猪和野麂出没，有时还会有山火突然把绿色变成黑色，或者蝗虫突然把绿色变成黄色，但一个人的消失不会是什么动静。他的音乐还会留下来，只是不再成为一种声音。将来有一个什么人，如果能从压迫目光的重叠山峦中听出交响乐，从飘忽无依的林中流雾中听出独奏曲，从一条小溪的落花数点中听出竖琴和钢琴，那再正常不过。回首惊望的时候，他或者她会觉得寂静中隐藏着什么。
山里太静了。也许，寂静里才有歌的诞生。当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蠕动的红点或白点，山里人的问候只可能是一声含混的吆喝。当红点或白点渐渐消失，山里人没来得及讲出的话，永远没法讲出的话，只可能化作独自无奈的吟唱。他们知道听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远了，歌声就会有一种尖厉和悠长，以便升入云天，向山那边似有似无的世界抛落。当年北京的三个老师就是循着这种歌声进山，来到了老寅这个放牛娃面前。他们听了老寅吹的唢呐，还有老寅拉的胡琴，决定把这个赤脚少年带去北京——有一位老师当即为他买了双胶鞋，告诉他怎样系鞋带。
不知为什么，当年的边山峒到处有歌，除了史歌、情歌、丧歌、下流歌，山里人连纠纷都常常由歌声来调解。纠纷绝不告官，是他们千年的铁规矩。哪怕打死人了，他们也觉得唱歌比告官更可靠。纠纷双方只是请出各自的“理头”，对面席地而坐。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打一个结，算是记录。待十个结打满，把绳子递给对方。对方的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解一个结，也是记录。若十个绳结全部解开，就是谈判完毕，化干戈为玉帛，不得继续积怨。如果有输理的一方，这一方照例操刀杀猪，炖一大锅“洗脸肉”，无论何人都可吃上一块，洗脸也是洗心。
山歌天上来（13）
倒是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以后，山里的民歌却越来越少，耳生的现代流行歌几乎是一把猛药，锁住人们的喉舌。定要唱的话，顶多是吊丧守夜的时候唱两嘴，在老人多的那种场合唱两嘴，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见不得光天化日。当年的赤脚少年也没有像北京老师们期望的那样，写出什么新的《刘三姐》或者《天鹅湖》。相反，他已经有了皱纹和白发，指头硬得笔都捉不稳了，五线谱上总是戳出了很多破洞。他的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是呆呆的还是凶凶的，还有什么用呢？不论是发表了的还是未发表的，谁还愿意唱一唱？这些歌已经无法进入舞台，连芹姑娘也不需要了，那它们就真是纯属多余，只能捆成一包扔到仓楼上去，只配在老鼠的小嘴里变成了一堆粉末。胡琴一类玩意也只配发霉和生虫，丢入了屋后的粪凼。
后来有人问起那些东西，老寅就用普通话模仿一句俄国电影里的台词：“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让资产阶级的艺术腐烂吧！”
他对这一格言咯咯咯地笑。
老婆不久前已经离去，在两个儿子中带走了小的，留给他大的。老婆比他大四岁，比他高半个头，曾经同两个偷牛贼打过架，决不让自己的男人吃亏；曾经在油灯下画过很多空白五线谱，一心让自己的男人做大事。怕他在外丢失东西，还在他所有的物件上都缝下或写下名字，几乎把大小各异的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写满了她的世界。她到处标记毛三寅长达二十年，到头来住在漏风漏雨的窝棚里，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没有，连一块豆腐都赊不回来，实在是很委屈的。老寅说：“你不离婚天理不容。这样吧，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随便拿。”
后来才发现自己说错了，家里已没有什么可拿，用得着的东西，一担箩筐就装得下，只是自己不知道。
离开前，老婆什么也没拿，只是把“毛三寅”三个字缝入他的袖套和鞋后跟，填补最后的空白，完成最后的交代。
他哭了一场，记住了老婆临走时的劝告，不能再癫了，为了儿子，也经不起癫了。斯大林就是他老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他老婆的指示：噩梦必须结束，音乐必须腐烂，必须在屋后那个粪凼里腐烂，拌上陈砖土，或者碳酸氢铵，下到大田里去种谷子。可恶的音乐必须生出蛆，生出孑孓，生出绿茵茵的苔藓和黄锈色的泡沫，永远让他望而生厌。何况一台《天大地大》几乎已经掏空了他，榨尽了他，烧干了他，使他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一切都无法从头开始。在这一点上，本子的丧失实在及时，他完全不该生气，不该去城里打架（这一点记忆得不够准确）。
他开始养羊，喂鸭子，种谷子，种南瓜，编织竹垫，给儿子笨手笨脚地补衣服。集体的田和牛都分到户了，没有牛群让他照看，能做的就是这些。据他儿子说，他洗心革面并不容易，有一段旧瘾复发，差点想把音乐从腐烂中找回来，在学生课本的空白处默记了一些句子。直到普法教材、农药常识、增广贤文、初二化学、电器修理、计划生育问答、青年时代杂志的空白处全部挤满了墨水疙瘩，才被儿子一举查获和大加责骂。如果不是儿子的威逼和解押，他后来不大可能把那堆书丢入粪凼。
儿子倒是鼓励他去戏班拉拉琴，好歹也赚几个活钱。他一心听儿子的话，觉得自己应该去拉琴。不过在他看来，这种拉琴根本不是什么音乐，从来不用过脑子，不过是帮木匠拉锯。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自己连拉锯也算不上一把好手。手腕乏力，琴弓飘浮，无法拉出结结实实干干脆脆的声音。被锄头把磨粗了的手指，笨得像脚，找不准弦上的指位，往上摸不是，往下摸也不对。最简单的西湖调劝夫调哆哆嗦嗦走了调，怎么听也是杀鸡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几个指头一刀斩掉，放到嘴里嚼巴嚼巴吞下去。
他眼前一片昏花，但感觉到演员们在一旁皱眉，还有两个后生在他身旁暗笑。“现丑了，现丑了。”他不好意思地收弓。
“哪里，姜还是老的辣，寅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一下弓就是法无定法，有一股仙气哩。”有人这样理解。
“寅爹是故意谦虚，功夫不能让你们随便学的。”另一种不同的理解。
“真人不露相，高人点到为止。”更新的理解也来凑热闹。
他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你的眼睛虽然小了一些，但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差一点就是大贵之相。”人们还研究他成功的原因。大概出于对他北京经历的崇拜，有些拉琴的后生学着他的样子拉锯，拉出各种飘移和模糊，拉出弓无定法，听上去简直是嗡嗡嗡的群蚊乱舞。他如坐针毡，借口要丢尿，含含糊糊地退出场子。
“寅爹你莫走啊。”邻村的大木匠追上来，递上一根烟，又把整整一包烟往他衣袋里塞。“你不要太那个了，嘿嘿，手艺多少要传一点，乡里乡亲的，你姑妈还是我丈母娘，你家大侄还是我娃崽的同学，上次你在我家歇脚还吃过我的西瓜……”
“送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