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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1904年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尽管蒋介石和中共都强烈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却对出兵一事含糊其词。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不过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遣志愿军和紧急提供武器,苏联的第一批志愿军飞行队40余架飞机进入中国,于11月21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军交战。
1937年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但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1937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装备,1938年3月,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3000万美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但后来欧洲战线吃紧,苏联以增强本国军事力量为重,放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过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900余架,军用车辆2000余辆,大炮1000余门,弹药1亿8000万发。3000多名苏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对日和约的实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3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