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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_2-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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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9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于蒙疆地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实行自治;对于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后,日军将从这些地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区解释为长城(包括长城)以北的地域”,把华北地区解释为长城(不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后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著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后,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一边听汪精卫的谈话一边笔记,当他听到汪最后一段话时,两行眼泪竟掉落到笔记本上。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布防。但我认为汪先生放弃新政府的计划还为时尚早。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谈判进展非常困难。这个原案表面上虽然强硬,但并不是没有交涉的余地,我们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我将立刻回东京交涉,请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卫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于是留下来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11月下旬,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解释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著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下了眼泪。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著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精卫这时才恍然从梦中醒来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卫拭去泪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头发,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1943年8月以后,日本的败色已浓,就再也没有人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汪精卫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另外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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