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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对于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蒋介石刚开始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后，就开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国民党内会出现强大的反对“联俄联共”的右派势力呢？这其实与苏联的中国政策有关。
１９２３年列宁的秘书马林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孙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统一中国。但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全靠苏联人提供，随著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但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党领导人怀疑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蒋介石曾叹息说：“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到任后，对中国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别是季山嘉与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私人关系极差，季山嘉见到蒋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项计划，这促成了蒋介石反俄的决心。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苏联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让中共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季山嘉向国民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８０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进赤化行动，遭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有搞军事政变的嫌疑。尽管到现在为止，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苏联顾问季山嘉策划的。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合法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被蒋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蒋介石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既然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介石。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介石，是因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对抗只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介石上台后会搞个人独裁。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位的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但当蒋介石明显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后，汪精卫才站出来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６月６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介石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虽然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但国民党北伐还要依靠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苏联摊牌的资本。所以蒋介石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立即开始著手北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由于苏联是北伐军的总后台，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表。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１９２７年２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与独裁者蒋介石的斗争。但此时的蒋介石羽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有效地抗衡蒋介石了。
第二部分之三：从拥共到反共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