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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眉眼、身材、说话的语气，怎么看都有点像我们县上的司机小王。
对了，那天晚上，我杀人之后，先是跑到了甘露亭附近的一大片甘薯地里，把沾上血的衣服脱掉，
在水渠边坐了半天。我本能地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或是找个人商量一下，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小王。有一
年元旦，我们一帮人去过他的单人宿舍包饺子，我知道他住哪儿。我一路狂奔着，找到了他的家，浑身
发抖地敲了门。他穿着红背心花短裤，起来开了门，揉了揉眼睛，一看到我，顿时来了精神，嘻皮笑脸
地对我又拉又扯，满嘴疯话。他一边让我钻到他的被子里去暖和暖和，一边问我出了什么事，怎么披头
散发的，看上去像个女鬼。当时天快要亮了，我没有时间跟他磨嘴皮子，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杀了
人，能不能在他那儿先躲一躲。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可当他从上到下又把我细细地打量一遍之后，他
的笑容就像冷猪油一般在嘴唇上凝结住了。他的小眼珠也不会动了。他穿着短裤背心，坐在床上发抖，
就像打摆子似的，那张铁丝床被他抖得当当作响。
经我这一吓，他又开始乱用成语了。他是个小胖子，我第一次知道他的胸脯上居然有那么多的肥膘，
像个女人似的。那肥膘也一嘟噜一嘟噜地在颤抖，嘴里狗屁不通地嘀咕道：“难以费解，难以费解，简
直令人难以费解！”接下来，他基本上像个傻子。我说什么，他就重复什么，就像是个回音壁似的。我
说，你大概不会去报案吧？他就说，报案！报案！我说，你能不能先去打盆水，让我洗一洗？他就说，
打盆水！打盆水！我说，你有什么干净的平常不穿的旧衣服，让我对付着穿一下，他说，旧衣服！啊，
旧衣服！我当时真的给他气急了，冲着他大叫起来：“你他妈的别抖了！”他说，“噢，不抖不抖。你
刚才说什么？”我当时有一个预感，要是我再在他那里多呆几分钟，等这小子回过神来，我八成就走不
脱了。他一定会下楼报案的。我就故意问他：“你总不至于会逼我去自首吧？”小王说，“自首自首，
理应自首。桑榆已逝，东隅未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从小王家出来，我看见天边的树梢上空，曙河已开，天眼看就要亮了。我哭着，在空荡荡的马路上
横冲直撞。心里忽然想到，要是我刚才跑到你家去，你会怎么对待我？我完全不敢想下去了。直到现在，
我有时仍不免会这样想，当我的这些信落到你的手里，你会不会把它交给公安局去请功，让全副武装的
公安人员来抓我？会不会？你被免了职，正需要立功赎罪的机会，以便东山再起。要是真的这样的话，
我也认了，死在你的手里，我也心甘情愿。一个没有任何留恋的世界，我即便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用？
佩。十月三十一日。
６花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
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花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深。
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出身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
着一丝侥幸心理，四处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
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挺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入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
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
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
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
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
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
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
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
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
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
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
《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
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龟
子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流浃背，喘息未定，可他
居然还能以金鸡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口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唇，露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身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出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
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出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身后，
一直走到干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子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出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花布包裹。腊宝似乎突然
就长高了，粗布上衣改作成的裤子已经吊在身上，露出了一大截小腿。他张着嘴，嘴里塞满了白米饭，
正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眼睛被西风吹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子，把嚼烂的饭吐在
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子俩走过去，拨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子圆嘟嘟的小脸。那孩子一下就笑了。
张金芳用胳膊捅了捅他，满脸不高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
子的眼睛。”谭功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
了一声，道：“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挺美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花花的米饭不
说，还有甲鱼汤喝。”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紧“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道：“白米饭倒是不假。
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水抽干了，鱼多得吃不完，
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眼睛鼻子里边都是鱼。”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道：“我今天早晨
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
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捏了捏，点上火。半年多没
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太对，眼泡都肿了，不像是给风吹的。
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弄那盆子泥鳅去了。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眼睛一瞪，不耐烦地道：“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谭功达没有吱声。
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道姚佩佩身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
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花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
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身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就是我们
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
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
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张金
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那原来的梅城
县怎么办？”“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
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
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
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
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
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