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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地指出：“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毛泽东这段文字非常重要，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文中所说的“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实际上就是反右斗争的“引蛇出洞”的阶段。5月8日是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起点，其标志就是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并在报纸上发表其言论。6月7日，“引蛇出洞”阶段结束，第二天，中共中央下达《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斗争进入反击阶段。二是“共产党看出了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1957年的5月8日之前，现在有关反右斗争的论著所引用的右派“反动言论”都还没有出笼。但毛泽东早就“料到”了“右派”会猖狂进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决定在开始公开鸣放的同时就实施“引蛇出洞”的策略。三是毛泽东指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的这些作法，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这就是说，实施“引蛇出洞”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四是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指出不是“阴谋”，是“阳谋”。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反右本来就是整风的题中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整风是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整顿党风；又可以用来打击右派。如何使两者统一起来呢？办法就是开门整风、“大鸣大放”；一方面通过大鸣大放，“内外夹攻”，造成一种压力，一种氛围，以利于党的整风；另一方面通过“大鸣大放”，“诱敌深入”，“引蛇出洞”，然后将右派一网打尽。
“宽大为怀，不予办罪”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还对右派的性质及对右派的处理做了说明。
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对右派的定性愈来愈严重。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开始由一般性右派的提法转向资产阶级右派。在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概念，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此后，无论是报刊，还是党内文件，普遍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场阶级斗争”。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我认为，对右派的错误定性是导致反右扩大化最关键的原因。如果把右派视为人民的范畴，既使划得多一些也问题不大，因为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反右运动的开始阶段，中央并没有为右派定性，人们则普遍把右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视为人民中的右翼，因而觉得划得多一些也无妨；后来中央突然将右派确定成敌人，而各单位已经划定的右派又不能随之改正，于是直接导致了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还谈到对右派的处理。他指出：对于右派，“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运动后期对绝大多数右派都没有“办罪”，当然也就无需“办罪”的程序：对所谓“右派言论”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核实，不允许本人申辩；在定性时既没有经过严格的手续，更没有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有的甚至没有经过正式会议的讨论、正式的批准和上级机关的审查。一切必要的程序都轻易地取消了，极其轻率地处理了55万人，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类降职降级；五类免于处分。在实际操作中，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学生开除学籍，公职人员开除公职，领导免去职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对右派没有“办罪”，但“右派”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右派分子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右派没有“办罪”，但没有“办罪”比“办罪”更惨。如果“办罪”，判刑一两年、顶多三五年也就出来了；而不“办罪”，被错划的“右派”却不得不在长达20年中蒙受不白之冤；而且其家属、亲戚、朋友也受株连，他们的入党、入团、提干、参军、升学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数对“右派分子”的处罚最为严厉，特别是那些仅仅讲了一两句不合时宜的话就被打成右派的人，简直比窦娥还冤。
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没有“办罪”，就已经是“宽大为怀”了。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使得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冤案迟迟得不到纠正。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赵映林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威武不能屈，在强权甚至淫威面前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一是贫贱不能移，或不为高官权势所诱，或不为金钱所诱，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骨气和底气”凭借的根本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究竟何在呢？
一
30年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的说法，说明在国民党政权中，孔祥熙家族是最有钱的。而孔的钱主要来自他从政以后。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等要职。孔氏夫妻深谙敛财之道，孔祥熙家族的巨额财富来得并不光明正大。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正是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伙同部里的官员、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等人上下其手，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将蒋介石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使得驱孔的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宋还纵容部下以“接收”为名，大发“接收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女子，“五子登科”，闹得民怨沸腾。在用人方面，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傅斯年的大炮脾气又上来了，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刊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历数宋子文的丑行后指出：“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像这样的人应该“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这两位皇亲国戚也不能免责，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平时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