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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到该同学才得知他劳动教养后又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十多年）。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政治运动之前必然要酝酿的一种氛围。
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全国性的（包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市）。我亲身经历过北京清理“反动学生”的运动，仅就北京各高校清理“反动学生”运动的过程做些说明。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名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学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级“选举问题”，认为那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在学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类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利用毕业前学生对日后命运的关注，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有目的地找一些学生回忆既往、制作有关同学的言论材料，定出打击重点。其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成为普遍现象。这立即引起骚动，被列入黑名单者立即陷入无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监视的孤立窘态。
7月中旬鉴定开始，斗争的势态已经造得很足。几乎每个同学的检查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包括回国不久的华侨（1950年代末印尼排华，许多华侨回国读书，我所在班有二三十名华侨）。如喜欢唱《外国名歌200首》、穿花衣服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检查先要在小组里通过，最后由“系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依靠对象）放在前面，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吴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对各高校党委等讲如何做“毕业鉴定”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学生的“政治立场”。他的讲话里透露出当时搜集了不少学生“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采用保卫手段获得的，这种他不谈，我们也不动他。把内部得到的材料暗挂，作为认识材料转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是“有关人检举，这要拿出来，他将来要对证也不害怕。这暗挂就不对了”（见北京档案局开放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工作档案）。这份档案还附了一份“检举材料”，即北大数学系64届某毕业生给东北工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东北同学的母亲在沈阳军区某少校家做保姆，东北同学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这封信遗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认为其中有些话与我们时代不相称，带有反动性”。少校看了也认为“作为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青年一代，还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打算（如信中提到要报考研究生）”。于是他写了“检举信”和这位毕业生的信一块儿寄到北京市委。其实那封信只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适合的话，可以工作两年后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计做好准备，这次要来个稳当的考取”。这就是被视为有“反动性的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痛哭流涕，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我十分惊异。考虑自己的状况，自觉不会顺利通过，我做了遇到麻烦的准备，没有想到“麻烦”没来，这就像笑话中说的那只应该落下来的靴子没有落下来一样，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上面说过的“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
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约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因为我的鉴定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经过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众揭发，写认罪书，自我批判，最后宣布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全系、全院公开划为反动学生的只有我一个。程序少了一项，就是没有让我看“定案材料”，更没有签字。这个案件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中文系四个班，每个班还各有2个内定“反动学生”，这些人虽然都分配了工作，但“问题”写在档案里，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定“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只发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学院参加劳动，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年龄均在22岁28岁之间，只有3人30出头。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毛泽东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没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大学只是在学生中搞了“清理思想”运动，同时进行“评功摆好”的正面教育。
“罪行”
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说这些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是不公正的。除了个别公开上书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所谓“拣鸡毛凑掸子”。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或互相揭发出来的，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正常的社会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犯罪）、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这与反右时鸣放会上发言，或贴大字报而被抓住的问题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管正确与否都呈现于个人私生活中，这与在公共空间的表达有根本的区别。大多数只是与当局想法不同，这是因思想获罪的典型。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反修防修：
2、关于“三面红旗”问题；
3、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4、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
5、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以上所谓“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论，以言论和思想定罪，已属违宪，而许多“言论”，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罗到“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另外还有四名1957年右派学生（北师大萧书长、陈寿康，北京农大张慎行，北大张世林），完全是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处理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由高教局参与管理）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与文革“五七干校”类似），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参与管理组的前后计有北大、矿业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三校，高教局也有临时派员。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时候。前后共九人。
管理组管理“反动学生”的方法与通行的社会控制是一个路数。首先是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谓“左”就是与当局一致，或假装一致；所谓“右”就是与当局不一致，或不屑于表达“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组把这些人分类排队，制造差别，让其内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组看来，虽然都是“反动学生”，但为了管理就要把他们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人性的弱点就是打击既来，谁都想承受最小的，于是都想挤入“积极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谓“积极”要付出人格的代价，给自己增加许多痛苦，给管理组带来许多方便。
管理组人员都是临时的，有时要换，于是对谁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认识，常常前一拨认为是“积极改造”，后一拨认为是“反改造”，翻云覆雨，打击面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觉醒。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用当时的话说是“死老虎”一类，可是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特别是没问题的同学，问题越轻、或被冤枉的人们，在劳改场所中是最倒霉的。因为一被处理，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你不承认，就是不认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党进攻。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就要受到更严厉打击。管理组在文革中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