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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女中学生制服的印象，大约始自电视剧《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来到日本之后，才了解了它现在所蕴涵的丰富意义，以及寄托了多少男性的粉红色遐想。在新宿、涉谷等繁华地带，时常能看到三两个身穿校服的女中学生无所事事地伫立，而身边逛荡着个别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时，那男子会趋前搭讪，女孩们则偶尔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女孩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着中文称之为“泡泡袜”的白色长袜（一般是将它叠在小腿部分，仿佛绑腿），还是黑色或蓝色半长袜，总之两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来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帜。
起初，我对这些唧唧喳喳的女中学生和色眼迷离的男人们绝无好感，把他们看做社会公害。但随着年纪增长，我渐渐学会用一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对年轻女性肉体的畸恋，在那些中年男人脸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样的对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过来打量女中学生们，我看到的是一种不知所措，混杂着对青春仿佛陡然暴富之后的挥霍欲和困惑感。
承蒙天涯网友kanishka指教，告知那一段大腿的专业术语：绝对领域。这才得知该“领域”在“萌文化”中的重要性，真教人不得不感叹廉颇老矣。去网络上查找了一下，原来短裙、绝对领域、膝盖以上的长袜之间，还有4︰1︰2。5的“黄金比例”（误差容许度±25％）。据说，此一“绝对领域”对于男人来说是令其眩晕、魅惑、感到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但既然眩晕且魅惑，还哪里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感？于是乎，屡有中年警官、大学教授为了一窥“绝对领域”之上的风光，不惜身败名裂。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的底边开始从及膝不断向上提高，算下来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这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有无联系，但肯定昭示了世风的潜在变化。许多外国游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学生们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舆论界也表达了对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际”现象的忧虑。于是，如何让女中学生们把不断缩短的裙子长度放下来，俨然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学校是超短裙之争的第一线战场。不过，另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日本中小学教师猥亵学生案件的增长，2004年达到历史纪录的190余人，去年公布的资料则是下降到通常水准的160余人。这或许充分体现出了此一斗争的严酷性与复杂性。不久前的一个话题是新潟县的高中特意制作了劝说女生们把裙摆放长的海报，可见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据说女生们反应冷淡，认为“此举毫无意义”。
女中学生露出的大腿，成了少女们的亚文化象征。但在来日的中国人看来，自有不理解之处。我曾多次听到陪同的访客表示诧异，有男也有女。他们不是诧异于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双腿的“难看”：“她怎么敢穿这样的超短裙？”确实，大腿现象若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便是众腿平等。姑娘们不管自己的腿多“难看”，也照样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在中国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耻笑，在日本却可以安之若素。
进一步说来，日本女生公开袒露大腿可以说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将女性置于被亵玩的角色；可中国人对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实在是异曲同工甚至犹有过之。况且，穿着超短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说：“我把裙子卷短并不是为了显得可爱，而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这么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性意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日本人的“跟风”嗜好。
第8节：跟的就是风（1）
跟的就是风
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
2008年秋天，一场“香蕉荒”突然席卷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电视台节目中谈到她吃香蕉减肥的经验，没想到，随即掀起了民众轰轰烈烈购买香蕉的热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属于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贩卖的普通水果，价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只）通常不过一百多日元。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抢购潮，住所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出现了有价无货的状况。店方在告示牌上写着道歉之词，表示一定尽快从海外大量进口，确保供货。接下来的数日内，往日供应充足的香蕉，始终处于紧俏难得的境地，偶尔见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几束，价格反比过去涨了不少。这种怪象大约维持了半个月，香蕉们才恢复了清静。
短暂而疯狂的香蕉抢购热，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的话题，但集中于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减肥的讨论，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后折射出的非理性。当然，日本人自身对此习以为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日语称之为“ブ唷保ㄓ⒂顱oom的外来语发音），每年若没那么几次，还真是怪寂寞的。
第9节：跟的就是风（2）
按道理说，日本民众的教育水准普遍较高，作为个人，似乎应该有比较强的主见。事实却是，大多数日本人面对“ブ唷笔紫鹊难≡窬褪歉纾艺瓤趾螅⑼房袢龋ǹ直宦溆凇哎蜘‘ム”之外。这体现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有人会提到日本人的排队现象，确实，一家拉面店的门口若有两三人排队等候，就不愁会扩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雇人排队来充门面。我还见过更滑稽的跟风一幕：某年东京电影节期间，在涉谷车站前，几十个男青年脱得只剩短裤，在广场上高喊励志口号。路过的陌生男青年陆续有脱衣加入者，那兴奋劲儿如同“找到了组织”。此类胡闹不雅的举动，一个人做会被当做疯子，但数十人一起做，就俨然成了一场狂欢式的“祭り”。
新的通信手段和传播技术显然也有助于跟风。2010年的春天某日，涉谷的一条街道上突然聚集了大批少女，因过度拥挤导致踩踏，多人受伤。祸首竟只是一则通过手机短信迅速蔓延开来的假新闻：某明星即将在此现身。
加缪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有罪而历史无罪。这是个人和历史的对应。谈到日本人，我们或许可以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看似古怪的结论：群体有罪则个人无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体的一个原因，是在集体的名义笼罩之下，个人行为的动机与后果受到了洗净与庇护。前述的街头闹剧，堪称一场精到的展示。当然，战争罪行和责任问题亦完全符合此一特点。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认日本“给亚洲等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并不肯追究特定个体的罪愆。
说日本人的群体意识独特，也不妨拿来和中国人作一比较。日本人有没有个人意识？有。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她的个体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员的疏离态度，比如另类小众的私人喜好，都显得相当“个”；然而在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又追求“群”，比如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比如热衷于追逐社会潮流。中国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人常常要显示自己的个性，特立独行，别树一帜，甚至成为不惜违背公德的个人主义者；在个人生活层面，中国人更重视并依赖家庭、亲友等关系，并愿意为此作出哪怕是违心的让步牺牲。
在群体里，日本人仿佛以一种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确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许被加入群体，或因某些原因难以融入群体，那么将意味着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国籍女子郑永善杀死两名幼儿的案件轰动一时，报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际关系上遇到的严重隔阂。子女在同一幼儿园或学校的日本妇女们一定要组成所谓“妈妈会”，经常举行聚会活动，虽无强制性，但若不参加就会被排斥，并殃及孩子。来自异文化的郑永善，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2007年，郑永善案件宣判，法院以她在案发时处于“心神耗弱”的精神状态为由，判处她无期徒刑。
跟风，说白了就是要紧随群体。抢购香蕉是小事儿，追捧韩流也不算啥，最危险的是杀人、自杀之类的也会有跟风现象。某人在车站站台上企图把无辜者推落铁轨未遂，几天内就会出现追仿的案件。2008年6月加藤智大的秋叶原杀人案造成了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惨重伤亡，效仿他在网站上宣称要大开杀戒的人纷纷冒头。据已公布的材料显示，案发几天内，宣称要“杀更多的人”的帖子多达300余件，令日本警方在很多公众场所提高了戒备等级。之后一个月内，仅东京警视厅就发布了100余次警报（一般每月两三次），共有从十几岁学生到中年职员的33人被逮捕。所以，每当看到媒体爆出什么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会有多少“模仿犯”？
第10节：什么都来排个榜（1）
什么都来排个榜
日本人从小就重视情报资讯，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有个著名的论述，即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僵化，在于缺乏“数目字管理”。这是个新颖但含混的观点，甚至黄仁宇本人也没能阐释清楚“数目字管理”的含义到底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论缺陷是以现代中国的客观条件，根本无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数目字管理”。首要的技术限制在于资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