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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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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
  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楮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和魏源、张之洞、康有为及(早期的)孙中山在其各自的阶段中所发生的作用并无两样。
  科技现代化只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花样繁多
  「西化」这个东西,在魏源时代叫做「通夷务」;李鸿章时代叫做「办洋务」。张之洞叫「习西学」;胡著叫「西化」。二次大战后改名「现代化」。在现在大陆上叫做「向先进国家学习」或「向国际水平看齐」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货色,只是时间有先后,学习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务」(正如邓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单纯科技。张之洞所倡导的只是「半个西化」。上述魏、康、孙三公所坚持的则是「政治西化」。至于二〇年代进入中国的□□主义,和三〇年代进入中国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搞「人权」、搞「民权」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毛□□否定「人权」这个概念说,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现名「现代化」)也是分门别类、花样繁多的。当然我们如专搞「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那么「四化」或「现代化」就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进化到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各部门来,那么花色就谈不完了。盖「西化」者始自「西方」也,而「西方」并不是个整体。笔者即尝为「西方」学生授「西方文化史」。在其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别其异同。如希伯来之异于亚利安也,盎格鲁?萨克逊之异于日耳曼也;拉丁之异于条顿也……如此,再回看我国近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又何择何从哉?
  孙中山权「变」,胡适不「变」
  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孙公在辛亥之前,搞的全是美国模式。二次革命之后乃渐次主张独裁,最后干脆「以俄为师」。粗浅的看来,中山先生是因为搞革命受了挫折和刺激,为求速效乃舍弃温和的美国方式,改采激烈的俄国办法。但是更深刻的看法,则是中山所采取的办法,实在是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文化传统,跳到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传统里去。
  须知文艺复舆以后四百年来的欧洲和南北美的历史,原是一部白种民族的春秋战国史,时历数百年,民族数十种,大小百余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强凌弱、众暴寡,五霸七雄兼并的结果,最后最大的胜利者不是「虎狼之秦」,而是比较温和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邱吉尔扩大之为「英语民族」。
  英语民族为什么能建立一个「日不没」的帝国主义大帝国,和一个「超发展」的民主合众国呢?卑之无甚高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善于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搞「等富贵,均贫贱」,用不著「阶级斗争」。他们搞「攘外安内」也不需要「西安事变」。他们要把讨厌的最高领袖赶出唐宁街或白宫也用不著「三大决战」和「苦挞打」。爱国青年也毋需打什么「红旗」或穿什么「褐衫」或「蓝衣」。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大半都是些混沌水、和稀泥的庸才。但是搞搞混沌水、和和稀泥,不但能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还能向外扩张,克敌致胜,建立空前未有的殖民地大帝国。——他们这套本事,不但我们自高自大的黄帝子孙学不到,连和他们同文同种的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诸大民族也望尘莫及。
  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戚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他终身治学是「围绕著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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